亚洲在二度空间下发展*

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变动最剧烈也是最有进展的年代，过去需几百年才能形成的变化，现在只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达成了。当大家带着欢欣兴奋与乐观的心情迎接21世纪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表面的繁荣幻象迷惑而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

事实一、今天亚洲的繁荣其实只是欧美后工业革命转移阵地的结果，也就是说，亚洲其实只是借助了欧美的工业技能而开始进入工业化年代，而不是因欧美的衰败而转移世界文明的重心。

事实二、今后亚洲再怎么繁荣其实也只是在二度空间里发展，而真正支配三度空间的势力仍然是欧美。笔者所谓的三度空间支配权指的是遥遥领先于太空与电子科技的各种通讯与军事控制力量。因为外太空的被控制与电子通讯的被操纵，使得在二度空间的发展成为一种提供三度空间建设的外围基础。

事实三、亚洲已开始失去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在三度空间势力的影响下，亚洲文化渐次溃败与被替换，进入一个新的被支配的奴役年代，这次被征服的不是能产生廉价劳动力的人体，而是维系人体内部活力的精神力量与灵性。

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与最大的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及它在经验主义下被彻底摧毁。世人都期待着新世界秩序能得以建立，和平能长久持续，但是，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让我们看看传统的各种防御系统怎么在新时代、新科技的侵袭下被攻克了。

首先是资源的转移。随着世界新自然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源变成自由转移的物质，不论是在地下的、地上的还是海里的，物质都变成了共有的流通财产，过去的关卡制度已越来越难以阻挡这一切的流动与转移，而任何阻挡的努力都会被时间证明是愚蠢的。

其次是交通的突破。陆路与海路交通正脱离了它的平面结构，今天，全球定位系统和人造卫星的使用，使得空间成为没有疆域的自由地带，领土制度变成一种过时及失败的体制。交通问题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国的交通发展并不能只考虑自己内部的需求，还应配合外在的交通网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发展步伐。

再次是人口的流动。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人力资源，智慧成了一种财富与力量，就像任何有偿物质一样，人智的流动变成无从阻挡的潮流，世界性的人力市场已经自由形成，今天，你只要找到适合你智力的市场，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你的家。这样一种制度，使得人口自然而然地流向其市场的所在地，哪个国家需要人才，人才就会流向那儿，哪个国家需要劳动力，有劳动力的个体也自然会前往。国籍成了一件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也失去了它过往的约束力量。人口的流动也影响了国家未来的命运，根据人才市场原理，一个国家的人才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它未来发展步伐的速度。

亚洲内省式精神文明受冲击

第四，是文化的质变。亚洲内省式的精神文明在面对欧洲充满理性的实证主义之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在亚洲还不能进一步以更大的智慧力量巩固它的精神文明的现阶段，亚洲文化正逐渐失去了它的活力，过去的各种文化防卫与自卫力量正逐渐消失。每一个政府都应严肃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个失去自我分辨能力的民族与国家是不可能会达致成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明实体。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第五，是环境的威吓。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环境的保护或破坏成了一个大家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课题，我们必须了解，国界在生态环境中并不存在，生态环境是大家所共有共生的，任何破坏都足以引发各种连锁性的失控恶果。

发展差异太大会出现灾难

人类的文明进展，到20世纪末已逐渐一体化，今天的世界已不能允许我们闭关自守或割地称雄。大家的发展必须是同步的，必须是具有某种协调的，如果彼此的发展步伐差异太大，就会出现预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在进入所谓资讯年代而拼命使用纸张的时候，却大声谴责发展中国家胡乱伐木，当我们完成开垦荒地进行建设阶段却大力抨击第三世界没有好好照顾“全球”的“稀有动物”，这些都是荒谬透顶的。发展先后的步伐虽然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人为地加剧这种差距。我们有必要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某方对环境的建设可能是另一方的破坏，而某方的破坏却不可能是另一方的建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各方通过协调以减轻这方面的破坏。

今天，罗马俱乐部的“资源有限论”已被推翻，交流和互动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论是采纳什么政治制度，也不论地理位置，更不论资源多寡和国土大小，只要一个国家勇于进行互动与交流，它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未来。

*本文收录在《蛊惑年代》（被禁）一书中，原文于1995年11月21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交流”版。文中副题（加黑体）是报章编辑所加。

**这里隐晦地表达了笔者对新加坡当局要人为建立“新民族、新语言”乌托邦的担忧。笔者自创了一个词汇"babalism"（“峇峇主义”）来形容当局的这个企图。baba 是马来文，形容已经移民多代乃至忘了自己本族文化的番化华人。华语因为没有b 音位，以p替代。读音如同“爸爸”，“峇”字是新马独有自创的一个中文字。 

君王与囚犯的选择*

新加坡两大反对党在7月下旬所发生的补选争执事件这几天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大家对两党的争执大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两党故布疑云以迷惑执政党，有人认为这是两党的利害关系在1991年大选后渐趋矛盾所致。姑不论孰是孰非，从政治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看，两大反对党在补选前所面对的正是“囚犯的难题”（prisoners' dilemma)。

所谓囚犯的难题是博弈理论里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之中的某些条件下，对于政策之采行，若依理性的挑选方式进行，或许比起非理性的挑选更要来得不利。在这游戏里，通常主要以两个囚犯为中心，这两个人分别被关在一个囚房里，彼此间无法沟通。检查官为了促使囚犯认罪，需要一些证据，可是手边的证据不足。他因此分别向两个囚犯提出承诺，只要他认罪，而另一共犯不认罪，那么他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两个人都认罪，那么将适当量刑；假如他不认罪，而另一个人却认罪了，那么要从重刑；而倘若没有一个人认罪，则二人都将被课以较轻的刑罚。**

因为这是一种非零和游戏（non-zero sum game)， 并无单独一种的理性选择方案存在。从反对党的争执事件看，反对党在各怀鬼胎之后所作的选择显然是极为“可疑”的。若争执事件属实，则战前自乱阵脚只有给执政党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坐收渔利；若争执事件属虚，则这种精心策划的“八卦阵”便难免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抉择而可能是理性的预谋。

无可否认，今日的反对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它的这种策略也许正出自它旄下的谋士，但是，在一个标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党若开始也变得狡诈阴险，不择手段，则这除了证明它已乖离了它的政治理论外，也说明了国家从此将陷入了一场残酷与没有游戏规则的政治斗争里，而这绝不是任何一个国民所愿意看到的。

也许主观的臆测与单方面的谴责对反对党来说并不很公平，因为真正最早修改“游戏规则”以使自己能不断当上“检查官”及使对手永远成为“囚犯”的正是执政党。

当一方任意修改游戏规则而要求另一方诚实并继续玩无可致胜可能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忍耐的饱和点是在哪里。但是，当一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感(political competence)有趋低走向时，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就会渐次降低，而不稳定的因子就因此产生，灾难也变成不可避免，近代史上这种不幸的例子所在多有，我只能衷心祈求从政者能以国家社稷及万世子孙为重，以政党及个人私欲为轻，则百姓庶民幸甚。

反对党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另一深层化的预谋，那就是使补选事件热化而重新唤起人们已淡化了的记忆，并使人民认为补选是不可避免及势在必行的预定事实。也许，反对党是认定行动党是不可靠的游戏伙伴而出此“上策”，反对党的顾虑未必无理，因为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讲述“成王败寇”的理念是不寻常的，这难免使人相信他们走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路线，而这种理论的实践却是遵循马基维理（Machiavelli)“但论目的，不择手段”的霸术主张，马基维理最为人诟病的《君王论》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聪明的君主，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它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

反对党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我想历史会给我们答案。但是，前些时候不明人士在反对党选区义顺中张贴四种语文通告的诬陷事件却让人深思，这件事不管是出自哪一个政党所为都是不道德的。

当世人纷纷要求政治应当道德化的同时，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甚至连道德也政治化起来，这是极难使人忍受的。而这一切正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分。民主之可贵是在于它将当前的人民当成一个伦理单位，视其为目的而推行政策性计划(political plan)；而极权政治却恰好相反，它认定人民为非理性的，只是它达到未来乌托邦式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它遵循的是计划性政策(planned policy)，并认为当前的人民是可被无辜牺牲的。

如果我们认为世间还有理性与道德的话，则“君王”也好，“囚犯”也罢，都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本文完稿的时间也许是在1992年间。因为在文中暗示新加坡是极权体制，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反而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骚扰和来自官方的神经战。文章后来收录在《蛊惑年代》里，书被禁。

**原稿里有“囚犯难题”的说明图示，因在微博里无法制作图表，只好截图复制。

***这里说的是李光耀。当年他曾公开承认和鼓吹“成王败寇”说。其时笔者害怕犯禁，笔下不敢直呼其名。

速将算盘换键盘*

新加坡在今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书》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再次紧跟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二，并被报告书形容为“发展中国家的蓝图”。

这肯定是一件值得引以为荣的美事，不过，在掌声和香槟之后，我们却必须正视我们表现较弱的三大领域，那就是：“管理”（排名第5）、“科技”（排名第10）和“基础设施”（排名第12），以期在未来能迎头赶上列强。

曾以《第三波》一书震惊中外知识界的未来学家杜佛勒（A. Toffler)曾在90年代初期对世界局势作出令人深省的分析。他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可是，这种划分正从本质上消失，一种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从现在起，世界将分为“快者”和“慢者”两种。

所谓快和慢并不仅是指以语言描述的问题，而是指发展与运作速度的经济体系，在快速体系中，先进的技术不断地产生，快速投入市场，使交易处理，行政决策，讯息和知识等等超速流动，一切以真时（real time)速度进行，真时工作，真时管理，形成一种加速效应，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环球性信息网络和金融市场。

相反地，在慢速体系中，经济过程只能以冰河运动般的慢速运转，传统的历史包袱，不合时宜的禁忌和无知限制了社会的可塑性和经济选择机会。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新加坡。新加坡要选择成为“快者”，还是“慢者”呢？

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各种自动的电子转账服务、自动化出纳机、超数据环球网络、流动电话、网际网络、商品条状代码等等，把我们带入一个真时的工作情境中。

就在这种令人兴奋的进展中，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教育部竟然在这加速的时候推出一个“慢者”的教育政策——学打算盘！

没人否定算盘的功效及其背后的数学演算智能。事实上，华人之所以能比其他种族更长于经济活动，也正由于几百年来有算盘这种“先进的科技”所致。但是，不管算盘如何神气，它毕竟是第一波“人力操作”的历史遗物，在进入第三波的年代，它终究不能避免被取代的命运。教育部在这个时候不惜时间金钱，将大批教师送去学打算盘（以便将来转授），又大锣大鼓地为学打算盘造势，到底目的何在？除了满足一些华族国粹论者的情意结之外，这样做又有何实质意义？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保留我们优良的东方传统？**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今天的新加坡已迈入“后工业社会”，电脑科技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键盘的掌握更是将来全民的必须，教育部今天该做的是在小学全面地进行键盘操作训练，使学生能熟悉键盘的指法，为自己和国家的将来作好准备。

笔者不敢说当全民掌握了键盘指法之后，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提升到全球第一，但是，笔者敢肯定的是，至少在电脑操作上，我们会加剧已形成的加速效应，为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作出最大的冲刺。

希望当局重新把这算盘好好地打一打，不要再迟疑了，因为：

这是一个快者的社会！


本文链接《为何换了“落花生”来洗脑》（2018/8）


*本文完成于1995-1996年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里。书被禁。

**写作背景与动机：新加坡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英国人为新加坡留下来的民主法治等人文精神已经在李光耀多次修宪后荡然无存，内阁成员都是由李氏安排的理科生（这是法西斯体制的特征），教育部长更是长期由理科生出身的军事将领们所担任。笔者服务于教育界，感触甚多，由于不想见到新加坡新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小撮人的统治下扭曲，因此为文批判，不料因此触犯了国家禁忌与领袖权威，多年来饱受逼迫和骚扰，只得多次自我流放海外。

华校生为何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打从前南洋大学被关闭开始，新加坡社会就出现了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起初，这些“大多数”还满腹愤懑，民间偶尔还可以听到一些牢骚，但是，随着华文报业不断的“改组”，方言成了官方禁忌，他们也就彻底的沉默了。

可是，即令是选择沉默，这些“大多数”仍躲不过被指责的噩运，“舆论”时不时谴责这些人，说他们患上了“政治冷漠症”、“不关心社会政治”、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

可怜的“大多数”，他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这是一个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年代，借用中共的话说：“不表态即是反革命！”正是“说是斩，不说是砍”，开口闭口都是祸。

然后，我们的社会自杀率直线上升，老人自杀率更是世界之冠。**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人们在最艰苦的日治岁月里挣扎求存，苟且偷生，在国家独立后最安乐的年代反而要轻生呢？

了解政治社会学的人会说，这些人都是“安诺米患者”，安诺米即Anomie, 语出自涂尔干《论自杀》一书，涂氏认为社会规范若彼此之间有严重冲突，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不快乐，产生偏异行为，甚而自杀。了解社会心理学的人会说，冷默(Apathy)，是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ation)所引发的。

政治疏离感是个人对他所处的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有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规范感、孤立感和自我疏远等五种负面感觉。这五种感觉因程度之不同而使个人逃避政治，或对政策消极抵抗，或不问青红皂白敌视政治系统。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既然是“大多数”，在一个号称是民主的社会里，为什么反而会沦落至如此可悲的境地呢？

德国传播学者诺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对这样的现象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的名理论“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说：一个人如果自认处于少数地位，通常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观点，以免冒犯敌人或遭到敌视、蔑视和孤立，而当一个实际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人误以为自己属于少数时他也会沉默，这种沉默又会促使其它的多数派误以为自己属于少数而保持沉默；所有多数派的沉默又促使他们进一步确信自己是属于少数，从而更牢牢“三缄其口”，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螺旋”，是为“沉默螺旋”。

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人民本是多数，但每个人为了掩饰自己不是“愚蠢的少数”，因此制造了一个“沉默螺旋”。

朋友，你还相信“持异议只是极少数”，还要保持沉默下去吗？

本文链接：《新加坡政府的“沙”“盖”政治武器》

*本文原题《沉默的螺旋》，写于1995-1996年间。不获官媒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书被禁。

**李光耀在关闭了新加坡所有大、中、小的民间中文学校后，又将民间的各种中文报章收归成官媒，更以强硬的手段明文禁止在官方机构使用华人方言（粤、闽、潮等），被垄断的官方娱乐传媒也不允许出现方言，要求华人以华语取代方言。与此同时，李氏更以莫须有的罪名“华文沙文主义者”加在反对者身上，恫吓要动用内部安全法直接逮捕（不须审判）。这种高压的语言文化的灭绝政策使得华校生和大多数老一辈不懂华语的华人活在极度的悲愤和痛苦之中，导致自杀率直线上升，成为世界之冠，但是官方对此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从妓女与法医的供词谈起*

        新菲关系最近因为菲佣弗洛尔被处决的事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两国之间究竟谁是谁非，真正的实情除了那些运筹帷幄的政治领导，并非布衣如你我者所能理解与判断，笔者不想在此扮演国际法官的角色。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人们在讨论菲佣弗洛尔的囚友弗吉尼亚的供词时总是带着鄙夷的口气，认为她一派胡言，而传媒在行文述及她时，也总在她的姓名前面冠以“妓女”一词，即使是大小标题也念念不忘她是妓女。

        妓女就不能说实话吗？
        弗吉尼亚的供词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首先，我们必须先确定一个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供词之真假与他（她）的职业人品并无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但是他们的供词之真假却反映了他们人格上的高低。如果我们将某人品格之优劣做为评判真假对错的依据，那便犯了非形式逻辑中“诉诸人身的谬误”（fallacy of Ad hominem)，就好像传统中国人认为圣贤之言，一定正确；祖宗之训，不可违抗；布衣之谈，不可慎听，都是这种对人不对事而“以人废言”的谬误。

        其次，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分析：假设弗吉尼亚供的是女佣弗洛尔告诉她的话（此处且不说弗洛尔说的话是真是假）及她在狱中所见所闻的话，则她所说为真，而她不辞劳苦及为说真话而饱受屈辱的正义行为令人肃然起敬；假若弗吉尼亚供的不是弗洛尔告诉她的话及她在狱中所见所闻的话，则她所说为假，而她其后挺身而出的行为，除了是想挽救弗洛尔生命的人道动机外，难逃自身沽名钓誉之嫌；最后一个假设是，弗吉尼亚所供的是掺进了自己的想象和私见，则她所说的是半真半假的话，根据前面假设的真假程度的评价，她的人格评价也须相应作出调整。不过，不管怎么调整，基本上弗吉尼亚的动机是利他的多于利己的（为了救人），因此，她的行为仍是值得尊敬的！

       真正的关键是：女佣弗洛尔说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如果她的家书是真（我指的是书写情境），我想答案已很明显，不用我赘言。

        妓女的话可以是真，同样的，法医的话也可以是假，新菲两国的法医针对女佣蒂拉遗骸的化验结果，互责对方判断有误。很显然的，如果不是专业失误，这里面必有一方是真，一方是假。笔者不是法医，还是等第三中立国的判断吧。好在科技昌明，是非黑白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刻，希望到时有关的领导人能有勇气面对真相，秉持理性行事，则两国百姓幸甚。**

        妓女与法医的供词真假，反映了他们本身的人格问题。当国家面对困难，那些不能明辨大是大非，只知玩弄政治杠杆以博取政治利益的人也反映了他们的人格问题。在这非常时期，轻率的言谈只能加剧两国的危机，除了使亲者痛、仇者快之外，又能为区域和平与团结，带来什么积极作用？***

*本文写于1995年，原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其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新国“以人废言”的态度在本事件中又再次重现，笔者因此有感而发，撰写本文。

***事件请参阅《1995年3月17日  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判绞刑》：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317/5938.html

1995年3月17日 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判绞刑

1995年3月17日，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处绞刑，此事在两国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两国分别召回大使。     弗洛尔，42岁，多年来一直在新打工。1991年被指控谋杀雇主黄胜强4岁的儿子和另一位菲佣蒂拉曼卡。     在法庭上弗对此供认不讳。此事当时并未引起菲人关注，但在执行期临近之时，另一名已回故乡的菲佣斐尼尔对记者称，她曾听到黄对其妻说因蒂拉曼卡将其子溺死，于是他就勒死了蒂拉曼卡，同时弗亦写信给丈夫否认自己杀人。     此事在菲传出后，举国上下掀起营救弗洛尔的行动。菲总统拉莫斯亲自致函新总统王鼎昌，要求他特赦弗。但王以新证据不确凿为由拒绝了拉的请求，17日将弗处死。     此举在菲引起极大反响，公众情绪激昂，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新货，焚毁新国旗，22日拉莫斯召回驻新大使，决定无限期推迟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宣布弗为英雄，并表示将重新调查死因，如女佣确被错判，菲将与新断交。新加坡亦做出相应反应召回驻菲大使，联合国有关官员和东盟国家呼吁菲新政府克制，尽快结束这场外交危机。

（人民网资料）

为何换了《落花生》来洗脑？*

《落花生》是本地（新加坡）历来华英校生必读的华文课文之一，不过，这篇课文却在今年新编的《中学高级华文》里换了新的“品种”！也就是说，《落花生》这篇课文从1977年以前选用的《中华文选》到其后林徐典博士主编的《华文》（1977年—1983年）到课程发展署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1984年—1994年），在内容上都没变动，一直到今年的新课本才出现了“新貌”。

据笔者任职课程发展署的友人反映，《落花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两个版本的问题，新收录的《落花生》并非篡改旧有的版本，而是改用另一个版本，至于改用的理由，友人亦不知其所以然。

两种版本的《落花生》在内容上有一部分出现了价值上的歧异。为方便理解，兹将旧课本称为旧版，新课本称为新版，引述如下：

旧版：“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东西，却并不好看。’我说：‘那么，人只要做有用的人，不必自炫其才能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

新版：“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个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

比较两种版本的内涵之后，笔者认为新版其实并不如旧版，理由如下：

一、新版的《落花生》充满了价值上的消极成分。“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句话有强烈的暗示作用，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在学习情境中的两种动机：即求成动机（motivation to achieve）与避免失败的动机（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

二、从语义的观点看，“伟大”与“体面”都是有积极的价值成分，属于褒性词，与“有用的”并不相克，在换成新版后，读起来反而是说：“伟大”与“体面”的东西“无用”了。这是语义上的悖论。

三、从逻辑的观点看，“不是伟大好看的人才是有用的人”这个论证是错误的，它只是一个携带着不恰当的因子的分子语句，将并非矛盾对立或相互否定的语词矛盾对立的语词使用，是一种“质换犯规的谬误”（fallacy of illicit obversion ）。

四、根据道德发展心理学原理，许多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道德发展还处在盲目服从阶段，这种消极价值如果被内化而形成个体的价值观，在孩子长大后就会促使他降低和改变自己对社会角色的欲求，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一个停滞和缺乏活力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孩子一个鲜明的未来自我形象？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调“有用”这种工具性价值？我们曾否考虑过让孩子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意义与精神价值？**

不管当局变换课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落花生》到底是被谁窜改了，真正我们该问的是：这样的课文我们还能接受吗？

笔想者说的是：祈求“伟大”也许不全然是一种美德，但使人“渺小”却肯定是一种罪行。（完）

《落花生》的反响

1995年1月间，次儿升上中学，笔者无意中发现其课文《落花生》有了改变，即以《变种的落花生》为题写了一篇质疑文字投稿给联合早报，早报编辑在3月10日以《落》文有两个版本为由，退回拙稿。
在一番搜寻之后，笔者发现到李采靡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书局，1960年）与王纪人编的《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内收的《落花生》果然与新编的《中学高级华文》《落花生》一样，于是给编者覆了一封信，信中也列出了《落花生》在本地经历四个版本的“生长过程”。
        同年四月，笔者又以《为何换了落花生》为题，再投给联合早报，惜不获刊登，此事亦不了了之。讵料到了95年底，早报突然有读者投函，质问同一课题，并引起了一些争辩，此事又再度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乃从旧书卷中找出退稿，寄予《赤道风》编辑方然兄。书生之见，未敢言善，但求抒发肺腑真言耳。

*本文原题《为何换了<落花生>？》，刊登在非政治性文艺季刊《赤道风》上（忘了期号，待考）。
**极权政体总是伴随着一个乌托邦的政治目标等待实现，人作为个体就会失去他自我的价值，沦落成为实现这个乌托邦的工具。新加坡出现这种洗脑课文原本不足为奇，笔者因信奉民主主义，不得已只好挑战这种做法。

警察强奸与圣人犯罪*

最近几个月，警界一再传出不名誉的事件。

第一起是两名警员被控强奸及非礼一名女郎。后来基于案中原告是非法居留的泰国妓女，案发时身为被告的警员也已下班，于是控方撤销控状，改以触犯警察部队法令及疏于职守这两项罪名控他们上法庭。案件过堂后，其中一名警员认罪，被判罚款1千元，另一名警员否认有罪，要求审讯。

第二起是三名狱警涉嫌殴打犯人致死的案件。案件目前仍在审讯之中，不过，从多名前犯人的供证看，案情显然对三被告非常不利。

笔者无意过问法庭的判决，这可有藐视法庭之嫌，何况，执法人员知法犯法，中外古今层出不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少数几个人会义愤填膺外，老百姓对这样的事件，不外是以“警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几个理由軽责一番也就算了。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一般人似乎都有“除了圣人，是人就会犯罪”的想法。问题来了：
                  圣人是不是人？
                  人就不免犯法吗？
                  圣人就不会犯法吗？

我们总以为“法”是用来惩戒罪恶的，越是罪恶的社会就越需要“法”，而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便不需要“法”。这是不了解“法”之功能的思考方式。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社会（道德）越来越净化，“圣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自成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法”？如果不需要，那么这个社会又如何避免沉沦而能自我提升？如果需要，那么“法”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在寻求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先对人类世界所谓的道德与罪恶的现象进行一个条件性的确定，那就是，道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罪恶会出现，若无罪恶，也就无所谓的道德。在这条件下，一个全道德或全罪恶的孤立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在意识上自存的。而道德的存在就有它一定的疆域，疆域之外就是罪恶，因此，罪与罚的问题就不存在“法”的疆域之内，而是在“法”的疆域之外。

回到上文的假设情境。在一个圣人的社会里，既然全道德是不可能出现，那么，圣人也就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由于是“圣人”，他的“错”或“过失”当然就不会是凡人（普通人）那样的低层次，否则他就不是圣人了。

圣人的“错”或“过失”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这问题也就是：“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

笔者只想举一个例子，其它的让读者诸君去发挥一己的想象力好了。

例：圣人甲在用膳时虽然把米饭吃得干干净净，但他没注意到饭碗外附有一颗米粒，此事被发现后，该圣人被罚五年苦役，罪名是疏忽及浪费罪。

骇人听闻？没错，但这是圣人的社会，道德在这里的要求很高，罪恶也相对放大，法的疆域更广（而不是更小！）

圣人犯法既是如此，那天人犯法又如何？

以中国人为例。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佛家的地狱和一个道家的天堂，以此构成他们的宗教善恶观，在天堂里，住着众神和主宰一切的天帝，天神的行为规范以“天条”（法）为依归。以凡人的标准看，“天条”都是些不近人情的戒律，触犯天条的天神都必须受到惩罚，而惩罚是非常地严厉，轻则惨受“变形”之苦几百年，重则“万劫不复”。

可见，圣人或天神的境界比凡人高得多，法的规范也相对严格。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新加坡显然正是在朝向着圣人的境界挺进。在这里，一些在外国看来是轻微的过失或根本不是过失的行为都会引来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些“法”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停地扩大其疆域，以汽车驾驶行为来说，至少就有以下的进程：

强制保险—强制检查—强制司机绑安全带—强制司机侧座乘客绑安全带—强制后座乘客绑安全带—强制加装婴孩安全座——

未来还会有哪些强制？大家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强制装置狗儿安全座？强制司机戴头盔？强制前座装置气袋？强制车龄使用？强制个人健康检查？？？这些建议也许现在听来大家会哑然失笑，认为过于荒谬，但是，请别忘记，目前许许多多的强制在当初听来不也是荒谬绝伦？

类似的诸种“法”，在其它各个社会层面也都在不停扩张着，只是有些大家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像吐痰不用纸巾包起和上厕所不抽水要受重罚这等事，大家慢慢也就接受了。

笔者并非要在这里质疑这些行为的适当性与合理性。我的疑惑是：在道德与罪恶的疆域之间，“法”的界限应划在什么地方？“罪与罚”是不是唯一可行的规范准则呢？**

要解答这问题，必须先确定我们究竟是不是“人”以及“人”的忍受极限，因为一个绝对不容许些微离经叛道的社会，是一个集体意识极其强烈，道德及行为规范极其僵硬的社会，也是一个失去自主活力与创造能力的社会。

不要忘了，一个大学讲师因被怀疑向大学当局申领多几毛钱德士车资致事件被政治化，并成了反对党领袖的事。***

圣人万岁
新加坡万万岁


*本文写于1996年3月，不获媒体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新国实施伪装民主的极权统治，私与公的边界模糊，政府的手很多时候伸过界，因此作者用隐晦的笔调借题发挥。
***这里指的是国大讲师徐顺全博士加入反对党前被“逼上梁山”的轶事。政治问题以经济罪名解决，这是行动党政权没有少干的事。

针尖上的交通问题*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经院派的神学家常常辩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针尖上究竟能站立多少位天使。他们从没有达致结论，因此辩论也永不休止。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交通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也像神学家一样，我们计算有限土地上的有限公路究竟能容纳多少有限的汽车！我们估计拥车证的价格，一头钻进“针孔”里测量“针尖”上的面积和预测“天使”的数目，然后以为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这显然是很可笑的。

最近在国会辩论的陆路交通系统白皮书又引发了国人对交通问题的关注，在赞赏这个系统的蓝图之余，却没有多少人看到交通部这次最大的成就并不是那些宏伟的交通流程作业设计，而是空间观念上的突破。

由于确立了“无限空间”的概念，交通部创造了一个多重空间的交通系统，这种思考瓶颈上的突破将使交通部今后能更完善地策划交通问题，而不只是在定量的问题上阻塞不前。

我们总是迷信数字所带来的根据，却忘了数据背后的真正依据，就像神学家一样，将思路囿限在天使的数目上，没有一个神学家愿意从这个框子里跳出来，然后大声问：天使为什么要站在针尖上？

是的，天使为什么要站在针尖上？如果我们不思考这一类的问题而只知结扎输精管，那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什么是欲望和解决欲望冲动的问题。

解决交通问题的决策不能环绕在降低交通使用的频率这一思路上，这会像一个修习静坐的老禅师般，血脉虽然通畅无阻，也没有心绞痛的问题，可是却失去了活力，那是属于无欲无争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应先设定一个快速流程的生活作业，并据此建立一个通畅的交通网络。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交通决策是否能对将是越来越快速的流程做出正面反应呢？这不是良好的动机就能解决的问题。反对党议员蒋才正先生在国会辩论时就质疑一个行为空间的模糊现象：小型货车的时速问题。在这里，作为法律以约束人们外部行为的规范标准显然与实际情况脱节，换句话说，外部规范与人们根据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内部规范不一致，这就使得个人的边际行为和社会控制者所要求的行为不一致，于是，社会控制者所要求的宏观有序的状态之出现几率就变小了。

肉眼的观察也容易就证明了满街的小型货车都是在超速行驶，这已反映出一个很高的反馈讯号。奇怪的是，快速公路上的超速摄影机却停止发挥它的阻吓作用。我们看到了公路行为的控制盲区：超速行驶的货车和慢速行驶的汽车竟然都能通过检查而得到正面增强。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用试验证明，如果满街的小型货车都严守时速规定行驶的话，我们的交通情况一定会变得非常恶劣，也就是说，控制者所社会确立的理想行为准则与实际行为准则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对司机来说是执政者所设下的不公平的弹性行为空间，是一种迫使人做出“知法却不能守法”的越轨行为。

我们是否还是忽略了汽车工艺的进展和道路情况的改善而仍拘泥于五十或六十年代的规则？相信大多数人会接受这个说法：在公路上阻道可却是绝对遵守时速限制行驶的车辆只有一类，那就是军用卡车，而军车司机守法是因为他们面对多重惩罚的威胁以及他们可以在“时间不是竞争因素”的情况下从容完成任务。

如果我们假装问题不存在，那么，错误的永远是司机，执法者永远理直气壮，当然，危机根本也无从看出，大家慢慢地也就适应了脉搏越跳越慢的生活。**

*本文写于1995-1996年之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执政党对民间对它的批评反应极为敏感和强烈，因此本文写得隐晦，对官方的批评也极为含蓄。但即便如此，也仍不免冒犯了官方的威严。

新加坡国会怎么变成了“星法庭？”*

        关心政治的人都对人民行动党垄断与操纵国会的作风感到不耐烦，反对党议员詹时中先生曾经称国会里的行动党议员只是“橡皮图章”（rubber stamp)，是一群唯唯诺诺的yes man（“爷们”）。

        最近，“爷们”又有了新花样，议员欧进福博士与文达星在国会联名提出议案，要求谴责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同意“逃犯”萧添寿**（前国家律政部高级官员，现滞留美国）对我国司法没有根据的攻击性演说。

萧添寿在工人党的群众大会上发言

        议案提出前夕，工人党发表文告，说这是一个不公正的议案，因为国会提出这个谴责议案，当事人徐博士并不能在国会里为自己辩护，因此这将变成一个失去公正原则的“审判”。

        可是“审判”还是如期开庭了，由副总理李显龙亲身点名，要国会里各反对党议员对司法是否公正的问题公开表态。民主党议员林孝谆由于“当事人”不在场，被审判长逼得支吾以对，窘态毕露；在轮到工人党表态时，工人党议员刘程强谑言“绳子似乎越拉越长”，并以国会不是法庭，自己不是“被告”为由，轻易从绳上挣脱。

        笔者不想谈论国会各反对党议员的意见，不过，一个牵涉到是否公正的课题竟然会以胁迫性的方式“逼供”，这现象本身就是个“悖理”。这不禁使人想起英国中古时候独断专行的“星法庭”（Star chamber)。

         国会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星法庭？
         为什么有些人成了主控官？
         为什么有人成了审判长？
         为什么又出现了陪审团？
         为什么没有被告却出现了被告的答辩人？
         为什么？
         为什么？

        行动党一向“以人废言”（即认为某人若触犯法律或身份卑贱，其言必不可信），这次为什么又要在指控萧添寿的发言是“逃犯的话不可信”的同时又要针对“不可信”的话作出澄清？为什么又要针对“骗子兼大撒谎者”徐顺全博士对他相信“不可信的话”作出辩解呢？

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

        对“不可信的话”作出澄清，就已是先否定了“不可信”的确定性，而认为相信不可信的话的人是骗子的同时又要骗子解释他的话是“事实”，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充满了荒谬性。换句话说，国会其实是在上演一出“荒谬剧”。

       如果说这不是“星法庭”，相信读者诸君就不会“满天星斗”了。

*本文原题《新“星法庭”》，写于1995-1996年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不能面世。

**萧添寿(Francis Seow) 是新加坡前律政部副总检察长，离职后又当选为律师公会会长，由于加入反对党并公开抨击国家的司法制度，成为执政者的眼中钉，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遭到提控，迫使他流亡美国。

政治是肮脏的吗？*

“老黄，政治是肮脏的，你“五子登科”**，何苦要跟自己过不去？”

“政治是肮脏的，你何必怄气，如果你是他们，可能你更卑鄙。”

“政治如果不肮脏就不是政治了。”

        这些都是我辞去公职之前和加入政党之后时常听到的“脏话”。

是吗？政治是肮脏的吗？

        据说新加坡提倡儒家思想，让我们听听孔子怎么说。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语译：所谓治理之道，就是遵循正道，你如果能以身作则，正直无偏颇，还有哪个下属敢徇私胡来？）

        老夫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语译：为政者如品行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民也会默默向他学习，遵礼守法，如果为政者偏颇徇私，即使下了命令，人民也会加以抗拒。）

        夫子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能看出“不令而行”和“虽令不从”的关键之处是在于“身正”。而不从之说倒有点民主意味，像西方法家所说的，当法令本身有不合理性或执法偏颇时，则公民可拒绝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可见，儒家学说里并没有政治肮脏论。那为什么国人都相信肮脏之说呢？

让我们回头看看国内的政治吧。我们遵循的是儒家的学说吗？我们有没有偏颇徇私，不择手段打击异己呢？有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衰”的现象呢？有没有“政企合一”的“家天下”呢？

其实，国家的领导早已公开宣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句话是骇人的，它背后的含义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种排除是非道德，单以竞赛成果论断优劣的理论。服膺于“成王败寇”说的人本质上都是马基维里（Machiavelli) 的信徒，马氏论政的名言就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马氏的学说深受后人诟病，以其太卑下之故。

如果我们相信成王败寇之说，那么，政治就成了一场不受道德规范的游戏。暗杀、监禁、窃听、骚扰、勒索、酷刑等就都有它的合理性，法律也会成为制裁人民言行举止的利器，而公正、平等、正义云云也就不过是不合时宜的恶行和空话。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吗？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吗？

也许有人会问，政治就像是用兵之道，孙子兵法不是说：“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吗？

答案是：政治虽有谋略，却并不是军事，军事以消灭仇敌为终极目的，政治却是以服务人民为终极目的，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除非是视人民如仇寇的暴君，否则在本质上不能类比。再说，即使是军事，也是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与游戏规则的，法西斯式的野蛮行为还是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与非议的。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用兵诡异，为政却是公正廉明，从不将战略与策略二者混而为一，不只没有政治肮脏论，相反的，还力倡神圣政治观，为千秋万世立下楷模。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政治是神圣的，它若肮脏必是由于从政的人肮脏所致。

今天每个人都将商场比喻为战场，但是却没有人说商业是肮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商业的本质并不脏。“无商不奸”只是一句偏激话，对千千万万循正途做生意的人来说，不只有欠公允，而且是一种诋毁。

你还相信政治是肮脏的吗？如果是，那你也一定是一个肮脏的人。

*本文写于1995-1996年间，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五子登科”指的是一个人拥有了房子、车子、妻子、儿子和银子。这是新加坡人在被行动党长期统治后所培养出来的唯物成功观。

***这话是李光耀公开说的。笔者当年笔下藏锋，有所避忌。

鱼尾狮？新加坡的图腾起错了中文名*

        新加坡艺术家林浪新先生在开国初期，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塑像：一只企立着的狮头鱼身的雕像，名之曰：狮子鱼。不久，狮子鱼被国家当局采纳，成为非正式的国兽，并为之在红灯码头安家落户。令人不解的是，入籍后的狮子鱼却被改了名，叫“鱼尾狮”，也许是当局以为新加坡古称狮子国，以狮子名更为贴切，更能显示其万兽之王的威武吧！**多年来，鱼尾狮成了国家的图腾（Totem)，备受尊敬，广为使用。

       奇怪的是，几十年来，从无人质疑“鱼尾狮”这名称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鱼尾狮”究竟是鱼属？还是狮属？从形体上看，“鱼尾狮”是狮头鱼身，拥有一种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集锦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就像神话世界里的狮身人面兽、人马、猪八戒一样。因为是艺术化的非理性产物，自然也不会有生物学上鱼科还是狮科的问题，但是，从语义上分析，以“鱼尾狮”为中文名却是名实不相符的悖论。“鱼尾狮”的英文名"Merlion", mer是字根，在拉丁语里是沉浸之意，lion的意思虽是狮子，但依附在Mer 之后，因此Merlion 肯定是水中生物，就像Merman (人鱼），Mermaid (美人鱼）一样。

        可是，中文的“鱼尾狮”却大有问题。“鱼尾狮”，是复合名词，“鱼尾”并不是词根语素之前缀，也不是词根，“狮”才是受“鱼尾”所修饰的类属性词根。也就是说，从名称看，“鱼尾狮”是狮属，不过，这却与它的形体不符，如果真是鱼尾狮，则其形体应该是“一只四脚企立尾部长着一根鱼尾巴的狮子”。

        可见，“鱼尾狮”肯定不是狮属，而是鱼属，如果我们坚持以林浪新先生的塑像为本的话。

        那么，“鱼尾狮”究竟应该怎么称呼才是正确呢？个人以为叫“狮头鱼”会是准确的称呼，若觉不雅，就遵照它的造物者林先生最初的命名，叫“狮子鱼”好了。

        走笔至此，不禁使我想起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熊猫。熊猫并不是猫科，但中国民间以讹传讹，竟然指“熊”为“猫”了，在这方面，台湾人就理性得多，他们管“熊猫”叫“猫熊”。

        我们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名实不符”的现象呢？像先秦时代一样，将不符合“觚”（酒器）标准的东西继续叫做“觚”呢？指“鱼”为“狮”和指鹿为马的后果一样，这不是鱼和狮或鹿和马，今后能不能明辨的问题，而是“狮国人民”和“左右大臣”的勇气能不能与智慧同在的问题。


* 本文原题《是狮头鱼还是鱼尾狮？》，于1995年4月8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由于冒犯了国家的尊严，之后数月，笔者又遭受另一轮大强波的环境骚扰和人身侵犯。

**据史料记载，新加坡古称“狮子城”。可是，根据生物学家的考究，新加坡包括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是自古以来就只有老虎而没有狮子存在过的地方，狮子城的说法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论语》《雍也》第六（二十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妖精信息 ——新加坡的报章与思想控制 *

        最近民主党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党）就新加坡信息有无自由流通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民主党坚称信息受到“限制”，而行动党则以统计数字证明信息没有“缺短”，从双方一来一往的辩论中，可看出一方谈的是“信息”的问题，另一方谈的却是“信息量”的问题。由于“中心命题”不同，变成了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了解信息和信息量的不同是重要的。新加坡自从所有中西大小报章都被统一在一家“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之后，人们就开始怀疑中国的“一言堂”现象是否会在这里开设支部分行。其后，国会又通过了“报章与出版法令”，于是，许多人相信政府操纵了舆论，散播“错误”的信息。这个想法对错各半，是不了解信息与信息量及信息处理系统内里乾坤的想法。**

        早在本世纪初，欧洲的科学家就已经把信息和热力学的熵增原理联想在一块。所谓“熵”（音SHANG)，是指在热力系统中，能量的释放与它周围的温度的高低关系的测量商数。比如蒸汽，蒸汽能发出热能是因周围的温度低于它，若它周围的温度与它一样高，则蒸汽的热能就无从利用；若周围的温度略低于它，蒸汽的热能就只有一部分能被利用，一部分不能利用。这种不能利用的热能可以用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来测量，这个商就叫做“熵”。
        广义地说，“熵”是用以表示某些物质系统状态的一种量度，或者说明其可能出现的程度。在热力学中，“熵”表示物质系统热度状态的均衡量；在信息论中，“熵”是用来指某件事情在发生前其不确定性的数量。
        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所揭示的道理是：客观世界中任何一个孤立的系统，其中的分子运动规律总是从有序到无序，从不均衡变成均衡，如墨汁在水中的扩散。可是，客观世界中又存在着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相反运动，如生物的删汰进化，这又出现了“负熵”的现象。
        这两种相互矛盾违逆的运动能获得协调与统一吗？要怎样才能控制热分子的运动呢？
        有个科学家对熵的增长原理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在热分子的扩散过程中，如果建立一个智能阀门来干预热分子的分配扩散，那熵增就不会出现，因为他把智能阀门形象地叫做“妖精”，这个大胆假设就变成了著名的“妖精谜题”。
        更详细一点说，假设有一个妖精，她掌管了两个相通房间（相连容器）之间的一扇门，两个房间温度一致且充满空气，房门的开关在妖精智能的控制下只允许运动较快的气体分子从甲室进入乙室，较慢的分子则只能从乙室进入甲室。这样，甲室的温度就会降低而乙室的温度则会升高，妖精于是以她的智能在不耗散能量的情况下完成了她的分配工作。
        这个妖精理论由于它的诡异，一时之间变成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能量耗散定律）的反例。
同理，如果我们假设信息的扩散有熵增的现象，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权者为了避免信息（气体分子）从有序走向无序，最后达致均衡状态，那就有必要设置一个妖精来掌管信息的阀门。在新加坡，这个妖精是谁，大家心照不宣。***
        妖精并不需要改变信息（气体分子）的内容，但是，她却必须分辨信息内容并将之分配到甲或乙的房间。假设新加坡是乙室，外面的世界是甲室，那么妖精的工作就是尽量使乙室里的甲信息外离，并尽量引入外面的乙信息，到最后，乙室里就只有乙信息。再假设如果乙室里有人，由于该人一开始便接触乙信息，并长久以为那就是唯一正确的信息，在一段时间之后，即使该人离开乙室，且得以接触甲信息，短时间内，该人也仍然会拒绝接受甲信息为可能是真的信息。
        如果我们以球赛作例子，就能更清楚地阐明这道理：现有甲乙两支球队进行竞赛。两队势均力敌，各有建树，球赛经由电视台剪辑报导。假设电视台的态度出现偏颇，偏爱乙队。于是乙队进球的精彩镜头便频频出现，而播映甲队的情况便刚好相反，球不是误传就是出界，进球镜头很少。在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在观众心目中造成假象。观众便会以为乙队是强队而甲队差劲。这就是信息量的误差所带来的误导。单位信息本身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扭曲，可是由于信息量的误差，却使得真相被歪曲。
        不过，完全的信息隔绝是只能在一个孤立的社会系统里才能实践，而且，对信息作绝对滤化也是危险的，因为信息上的妖精与热力学上的妖精有点不同，热力学上的妖精不需要照顾到甲室或乙室在温度升高或减低后所引发的问题，甲室或乙室也没有所谓的“适宜环境”的问题，但信息妖精则不同，聪明的妖精不会只对甲、乙信息作两极分配，要不然，太高或太低的温度就会使环境相对变得不适宜而有引发突变的危险，因此，聪明的妖精会在温度升高（或降低）至某个程度后开放阀门，让异类信息流进，达到她调整的目的，就像偏袒乙队的电视台在制造出甲队差劲的印象之后仍有必要报导甲队偶尔进球的现象，要不然，观众就会有发现“妖精操纵”的危险。
        当然球赛只是一个比喻，因为最后的竞赛比数还是要让大家知道的，可是，在客观社会里，有许多现象是没有“分数”可以让大家知道的，除非有人知道这里面出了个“妖精”，否则就会被误导，长期受信息误导就变成一种洗脑的过程，即使让该人接触到另一种信息，他也会主观地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就像在长期看到乙队进球后，即使看到甲队进球，也仍然不会改变他对甲队差劲的看法。
        “妖精谜题”一直要到80年后的1951年才被现代物理学家给破解，解法是：“妖精”要发挥出智能，就必须从外头引入光与热能，而这却增加了熵，反而抵消了她所带来的负熵。
        热力系统里的妖精终于被消灭了！可是信息系统里的妖精呢？
        这就要看知识份子是否能启动主体系统里的妖精了，只有大家知道客体系统里出了妖精，才会积极去寻找异类信息而作出正确的吸收，最后成为主体的负熵之源，反向朝信息妖精输送出大量的光和热能，才能发生熵增现象而使妖精无从发挥主宰智能。

* 本文原题《妖精信息》，写于1995-1996年之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里，书被禁。
**由于写作动机是想投稿官媒（没有其它选择），因此笔锋含蓄温和，但因为触犯思想禁区，文章仍不能免于被“投篮”的厄运。
***新加坡在独立前享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那时有两大独立的中文报刊《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互竞争，独立后，李光耀政权通过立法，将各种语言的报章收归国有，由“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掌管，形成了“一言堂”的现象。

不公的神*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元老们很喜欢讲述一个这样的神话：
从前，有一个公正廉明的天神偶然间遇到了一个凡人，祂突然间慈悲心大发，对凡人说：“我要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不过在实现你的愿望之时，其他的人也会因你的愿望而得到双倍于你的要求。”然后，神满心欢喜地等待凡人说出他的愿望。不料，凡人却发了一个骇人的毒誓：“请挖掉我的一只眼睛吧！”

        故事到此结束。凡人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元老们没有说清楚，不过，元老们却据此大肆批评凡人，说他心肠歹毒，自私自利，损人不利己，呼吁小民大众千万不好向他学习，说具有这样的心态不得好报云云。
        年轻的时候，我也对这“凡人”的“反动”思想反感，及长，听多了几次这样的故事后，心理渐渐有了疑惑。
        首先是，这神最后有没有实现凡人的愿望呢？如果祂实现凡人的愿望，那祂就是“邪神”一个；如果祂不实现凡人的愿望，那祂不是食言了吗？不守信用的神还值得我们敬仰吗？无疑的，聪明的神因为自己的“无知”而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就才智层面来看，凡人显然比天神聪明多了。
        其次，从道德的层面看，“得一失二”是一个不公平的原则，公正的神为什么要先确立一个这样不合理的条件呢？看来这个神也不见得是公正平等的。
        其三，神虽是“非我族类”，“神气十足”，但既然祂在人类的世界中游荡，总该了解一点人性吧？总该知道得与失是相对的；总该知道“怕输”（新加坡哲学）的心理是人之常情。而祂竟然作出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允诺，我们又怎能怪凡人“损己以更损人”呢？就心性这层面看，“神性”里显然没有包涵“人性”的因子。也就是说，神是没有人性的。我们既是凡人，又何必认同没有人性的神？
        在这个故事里，神的才智既不如人，又不公正，也没有人性，那我们又何必还要站在祂的立场批评凡人呢？
        让我们再作深思：神为什么要主动顺遂凡人的心愿呢？祂的动机何在呢？人民行动党人为什么要制造出一个这样不公的神呢？谁是那个神？谁又是那个凡人？为什么每隔好几年就要重复这个“神话”呢？
要是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要求加薪一百，我就给其他人都加薪两百。”你会怎么决定呢？
        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人间“神”话。

* 本文完稿于1995-1996年之间，原投稿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交流》版，不获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1997年）一书中，书被禁。

先有国后有家？说反了！*

        华校生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国”“家”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自国家制度被确立以来，基本上还没大碍，不过，把state 叫做国家，国家、国家的，喊久了思路就出了毛病。
        首先，是认为“先有国后有家”和“没有国就没有家”的观念。其次，是认为国事是公，家事是私，因公可以废私。
        这么想有何不妥呢？
        不妥之处是在于将事物本质的主从颠倒，因果错置。

    从成分上分析，家是国的一个分子，许多分子聚在一块才足以构成一个国。也就是说，国是家分子的聚合体，没有家分子的聚合就没有国，所以，家是先于国而存在。如果我们昧于事实，坚持要说：“先有国后有家”，那就犯了逻辑上轻断因果的谬误（Fallacy of post hoc)post hoc 的拉丁全文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意思是“在这个之后，所以是这个的果”。如果未经充分考察，仅依名称“国”“家”之先过，轻率地断定在先者是因，在后的因因而生果，便犯了这种谬误。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看，我们也可以很轻易地证明这个先后关系。人类最早是一群乌合群居的个体，其后才慢慢有了家庭制度，家庭伦理也开始确定，慢慢地，因为族性与文化关系，国家制度也出现，分公合作的现象也使人类逐渐进入有典章制度的文明。
        所以，我们应该说：“先有家后有国”。
        “先有国后有家”既然是一个错误的命题，那么，“没有国就没有家”也就是一个建立在错误命题上的结论，如果“没有国就没有家”的结论成立，则世界上一些没有国的家庭就无从得到解释。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没有国但却有家的族群，如爱斯基摩人、吉普赛人，以及本来有国后来却亡国的巴勒斯坦人等。难道我们可以公然做睁眼的瞽者，说他们是过着没有家庭制度的人种吗？
        确立了先有国后有家的思路，就能看清自己对家庭与国家的义务之先后关系与双边责任。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由理性开展出来的一套由小至大的自然理秩，齐家是先于治国的，家不齐则国无所治，不能认清这点就会在履行义务与责任时发生次序错乱，而造成最后反而危害及国家的恶果。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发生在共产中国的“伟人伟事”，故事总不外是说，主人翁因公弃私或因公废私、忘我忘家地奉献，直到家庭出了问题才“死而后已”。
        这是不对的！
        把“国”当作是“公”而把“家”认为是“私”是危险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最后反而因“废私”而制造了“公害”。一个将全副精神放在学生身上而忘了管教自己孩子的教师是不足为训的，因为他误以为“私”是与“公”对立，而忘了“私”其实是“公”的一分子。
        笔者非议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不是想摧毁国家制度或想削减国民应有的群体意识，而是想就事实厘清我们思考上的错误，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与先后关系，才不会失去理性，盲目地高喊口号，最终反而在不自觉中做出危害国家的事情。**

*本文原题《先有国后有家？》，写于1995-96年间。文章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里，书被禁。
**本文的写作背景与动机是：由于不满主流官媒《联合早报》做贼喊贼，长期向华文读者灌输共产党“先有国后有家”的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笔者因而提笔作出解析，颠覆了错误的传统思维。

三纲不是儒学 *

        很高兴看到早报上有读者应和杜维明教授的讲话而批驳三纲。
        三纲自然该批，但是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三纲不是儒学！
        什么是三纲？“纲”是提网的总绳，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主宰”或“绝对支配”的意思。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主从式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一立，普天下的人，不论男女老幼，若不是人臣、人子，就是人妻、人女，全都在三纲网罗之中，三纲的实质是建立在不讲理、只重名分的不平等基础上，是使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经典化、神圣化和绝对化，而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君主专制合理化、永久化。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夫要妻离，妻不得不离。这样的一种学说制度，自然是违背人伦法理的。

        为什么说三纲不是儒学呢？
就像佛教在宋朝以后被民间创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天堂地狱观一样，儒学也一样在秦汉以后被人严重歪曲了。孔孟荀等人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从没有出现绝对化的单轨式伦理思想，孔孟学说里的君，若“有大过”，臣不但可诤谏，还有权另立明君；孔孟学说里的父，也是可让子女劝说（几谏）的；同样的，孔孟心目中的夫也是要讲理（行道）的，否则妻子可以不顺从。
        儒家的伦理思想里，不但没有要求盲从，反而要求为人臣、人子的，必须在君、父犯错时尽其责，否则就会陷君、父于不道不义的境地。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确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三纲之治，五常之德其实是秦汉时代以董仲舒为首的士人掺揉了法家、杂家的思想后创造出来的一套结合天道人伦的思想学说，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尊之为“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后班固、朱熹等人继续发扬这个学说，形成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的礼教”。
        三纲的邪恶在于它被神圣化为一种绝对精神，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制度一样，它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理念和法则，对人的心理有强烈的凝固作用，从此，人们的知觉系统慢慢麻痹，最后对外部价值的思维、认识、判断和选择走向非理性化，进入一种价值思维的无意识状态，最终丧失了主体的意识存在，成了制度下的行尸而不自知。
        由于扭曲了儒学，在理论上确立了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绝对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文化个性，成了中华文明在唐朝以后衰颓至今的根本原因。
        近代批驳三纲的启蒙思想家甚多。严复从形式逻辑的分析推翻了君为臣纲的谬论；康有为从人权思想出发，反对父母有权虐待子女；宋恕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打碎了束缚在妇女身上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思想；而谭嗣同更看出三纲之间的从属关系及核心动机，从整体上彻底摧毁这一学说。
        今天的社会，当然容不得三纲荼毒，但是，杜维明教授要文明慎防三纲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话，还是值得我们警惕。**

*本文写于1995-96年间，投稿后不获官媒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新加坡李家政权在彻底消灭了民间的华文教育体系之后，从80年代中期开始高调提倡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并将儒家思想提升至宗教地位，与佛、耶等同时并列成为中学生的宗教选修课，杜维明教授则成了儒学教科书教材的官方顾问。异议人士开始质疑当局的动机，本文即是在那个背景下写就。

红星与Stereotype *

          Stereotype 本义是指铅版印刷术里用纸型浇制之铅版，后引申为固定的形式、一成不变的观念。有些政治学词典将之译作“刻板印象”。
        根据词典的解说，刻板印象是一套涉及某团体、某阶级、或对某对象的信念。这套信念是基于一些大而化之的简单假设而成的。这些假定其实是错的，但持有这些假定的人却认为是对的，他们对于与假定内容相冲突的证据，都刻意地予以忽略。即使在一些值得怀疑的案例中，这套信念或许是正确的，他们也会对其他的会影响到信念的正确性的案件视若无睹，把已经存在的歧义性加以忽略。

        人们对于有关其他宗教、其他国家的人民、某些职位的据有者，某些有组织的团体以及某些社会过程，而有可能影响及其政治行为者，时常会采取刻板印象。比如，共产主义者相信“地主”或“老板”一定是残暴剥削的，“农民”或“体力劳动者”一定是善良的、勤劳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相信雅利安人是最聪明的，优越的；在新加坡，一些人相信“华校生”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英校生”则是民主主义者，也认为某个民族是“臭”的，某个宗教是“进步”的，某种语文是“有限”的，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错误的，是一种缺乏客观论证和过度推论（over generalize)的固定观念，就像相信英国人教英文一定比较行，老医生的医术比较高明，有钱人比较有文化一样，都是一种集体主观的偏见。
很不幸的，在颜色方面，这里的人也一样有刻板印象，有人相信，红色是“共产党的颜色”，而红星呢？当然是共产党啦！在“新加坡人民党”成立后第一次假黄金酒店举办的公开论坛上，当主席解释过党徽的意义后，一个资深的政党人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这个问题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人们一见到红星就会惴惴不安呢？**
        如果我们追溯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到60年代人民行动党的死对头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其党徽就有一颗星，而据说被共产党渗透（？）的前南洋大学，其校徽也有一颗星，此外，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及其邻国越南，国徽上也都有“星”，将这些都联想起来，说“红星”是共产党或“华文党”，大概也是“虽不中亦不远”吧！？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错误的联想和推论，是刻板印象！新加坡人民党不论在党纲、还是在组织成分上，都与刻板印象南辕北辙，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错误的观念必须厘清，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目的。

* 本文写于1995年8月23日，未获官媒发表，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新加坡人民党”（Singapore People's Party) 是笔者与各族同道们在1995年创建的新政党，5年后与其它四个反对党联合为“新加坡民主联盟”（Singapore Democratic Alliance)。

新加坡的“沙”“盖”政治武器 *

       “沙盖人”是马来半岛上的土著，马来语是Sakai， 沙盖人有一种极有名的武器，叫“吹筒”，这是一种将毒针藏在凿通竹筒里的装置，使用时只要将之对准猎物一吹，毒针即能射出，猎物一被毒针射中，即刻失去活动能力，听人宰割。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也发展出一种“沙”盖武器，任何人一被它射中，也一样失去作战能力，受人摆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武器的使用，到了极为广泛的地步，到处“沙沙”作响，“猎物”闻“沙”色变，望“沙”而逃。

        究竟是什么“武器”这么厉害？
   “沙”是“沙文主义”是也，“盖”呢，“盖”在中文里含有“扣压”之意，台湾俚语则把吹牛叫做“盖”，“沙盖”即是以沙文主义为名扣人入罪！
        几十年来，维护自己传统语言与文化的华族人士在这个“罪名”下噤若寒蝉，战战兢兢，从没人愿深入了解并提出质疑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到底“沙文主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字典说：“沙文主义意指毫无批评地献身于国家，极端珍惜国家荣誉、以及国家荣耀的夸大意识，是一种超乎平常与炫耀式的超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可以称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形式，因为它坚持国家是不会错的。”
        当我们进一步追溯这个词的来源，便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沙文主义的英文是Chauvinism， 沙文本是法国拿破仑将军的部下，原名叫Nicolas Chauvin, 这个人对领袖与拿破仑帝国忠心耿耿，以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闻名，他坚称国家至上，领袖有天纵的英明，所以不会犯错，并支持消灭所有妨碍国家扩张的敌国与族类。
        从沙文的所作所为以及沙文主义一词的词义来看，沙文主义是一个充满贬义的词汇应是没错，只是只是，以它来入人于罪者本身不正是沙文者流吗？怪了？！
        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含沙射影”，形容以没有根据的事实来诬陷别人，以前总不能了解这“沙”如何能“射”，一直等到过了“不惑”之年，才豁然开悟，只是回首身前的影子，才发觉它不知何时已伤痕累累。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 本文写于1995-1996年间，最初投稿《联合早报》《交流》版，不获发表，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新加坡：豪情出版社：1997）一书中，被禁。

**新加坡李家政权在立国后，开始推行其乌托邦的政治目标（以系统性手段彻底改变人民的母语）在全面关闭数以百计的华文学校之后，长期以援引“内部安全法”这个法外之法和“华文沙文主义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拘禁、打压、恐吓维护华文教育者；与此同时，却以维护华族文化的伪善面目出现，宣布无限期推动“讲华语”（禁方言）运动和高调提倡“儒家思想”，蛊惑国际社会。

解析新加坡第一大政治冤案 *

       新加坡政治犯 谢太宝 失去自由至今就要迈入第29个年头了，新加坡又朝向缔造另一个世界第一的目标挺进。笔者并不认识谢太宝，不仅对他一无所知，即对过去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与人民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之间的冲突纷争，也不甚了了。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纯粹是出于理性思考的催化所致。

        新加坡当局声称，谢太宝不能获得人身自由是因为他“拒绝放弃共产党的斗争事业”。

少年谢太保

        这个说法有二种含义：（1）谢太宝是共产党人；
                       （2）谢太宝在进行共产党的斗争事业。

       在这里，（2）的问题必须是（1）的答案为肯定的时候，才能够成立，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则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混合成为一个问题时，便是犯了逻辑“混同问题的谬误”（Fallacy of complex question)。

为了方便了解，笔者另举下例说明：
                    问：“你是否已经戒烟了？”
       这就是一个混合问题。因为在这问题中至少包含两个不同的问题：
            （1）你是否曾有吸烟的习惯？
            （2）你的吸烟习惯是否已经戒除了？
 

      同样的，只有在肯定问题（1）的时候，问题（2）才能够成立，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即被询问者并不曾有吸烟的习惯）则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

        显然的，当局的声明有混同问题的谬误，而谢太宝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谢太保说：“我从不是共产党，叫我如何‘放弃斗争’？”
        谢太保否定了问题（1），如此，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罪名当然就不能成立。

       但是，当局却不接受谢太保的解释，继续以同样的理由扣留谢，却又让人民以为主动释放权其实是操在谢手中而不是当局。也就是说，当局制造出谢太保自己不愿意释放自己的印象。

       谢太保提出挑战，要当局证明他是共产党人，否则对他的拘留就是非法。

       当局没法提出足以证明谢太保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是要谢以“愿意（放弃斗争）”或“不愿（放弃斗争）”回答。

       在此，当局又继续犯下与混同问题相似的“诘问谬误（Fallacy of interrogation)，这种谬误是在问题中预设某个结论，使被问者无论以“是”或“否”作答，都会落入圈套之中。就像这样的诘问：
         “你现在还常常打你太太吗？”

        被问者无论以“有”或“没有”回答，都会掉入“曾打过太太”的罪名里。这种谬误，又称“先定结论的谬误”（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

        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我想明理的读者心中自有结论。

        真正存在我们心中的疑问是：谢太宝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人？

        这是一个无从以逻辑推论的命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心理层面去探讨。

        根据笔者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徒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是以他的信仰为荣的，他会竭尽所能去维护他的信仰，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点看，一个怯于（或耻于）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会是共产主义者吗？谢太宝如果真是共产主义者，他就会以“愿意（放弃斗争）”或“不愿意（放弃斗争）”作为选择，因为不管他选择那一个回答，在已经被囚禁了这么多年之后，他都会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烈士”。

        可是，谢太宝却在囚禁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拒绝作出回答的选择。

    他还可能是共产党人吗？

    笔者认为，在共产主义已破产的今时今日，谢太宝是不是共产党人已无关宏旨，问题是：我们褫夺一个民选国会议员终身自由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 本文原题《谢太宝是共产党人吗？》，写于1995-1996年之间，收录在拙作政论集《蛊惑年代》（1997年出版）中。该书不幸在新加坡被禁，印刷后未能面世，许多文稿也在笔者多年多地的流亡生涯中亡佚，日前大儿子在他家中发现了我的部分手稿和残篇，给我寄了过来，现逐一将手头的旧稿刊在网络上，目的无他，只为了再现坎坷岁月中昔日的历史与思想片段。

** 谢太宝，新加坡前南洋大学物理系毕业（第一名），通晓中英文，在高票当选裕廊区国会议员后，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视为头号政敌，不久即被当局援引“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逮捕，罪名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囚禁三十多年，后转囚于圣淘沙岛。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获得释放，移居德国度晚年。谢的被捕使新加坡人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由于担心被指控是“共产党或其同情者”而把牢底坐穿，从此变为犬儒或闭口不论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