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经院派的神学家常常辩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针尖上究竟能站立多少位天使。他们从没有达致结论,因此辩论也永不休止。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交通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也像神学家一样,我们计算有限土地上的有限公路究竟能容纳多少有限的汽车!我们估计拥车证的价格,一头钻进“针孔”里测量“针尖”上的面积和预测“天使”的数目,然后以为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这显然是很可笑的。
最近在国会辩论的陆路交通系统白皮书又引发了国人对交通问题的关注,在赞赏这个系统的蓝图之余,却没有多少人看到交通部这次最大的成就并不是那些宏伟的交通流程作业设计,而是空间观念上的突破。
由于确立了“无限空间”的概念,交通部创造了一个多重空间的交通系统,这种思考瓶颈上的突破将使交通部今后能更完善地策划交通问题,而不只是在定量的问题上阻塞不前。
我们总是迷信数字所带来的根据,却忘了数据背后的真正依据,就像神学家一样,将思路囿限在天使的数目上,没有一个神学家愿意从这个框子里跳出来,然后大声问:天使为什么要站在针尖上?
是的,天使为什么要站在针尖上?如果我们不思考这一类的问题而只知结扎输精管,那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什么是欲望和解决欲望冲动的问题。
解决交通问题的决策不能环绕在降低交通使用的频率这一思路上,这会像一个修习静坐的老禅师般,血脉虽然通畅无阻,也没有心绞痛的问题,可是却失去了活力,那是属于无欲无争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应先设定一个快速流程的生活作业,并据此建立一个通畅的交通网络。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交通决策是否能对将是越来越快速的流程做出正面反应呢?这不是良好的动机就能解决的问题。反对党议员蒋才正先生在国会辩论时就质疑一个行为空间的模糊现象:小型货车的时速问题。在这里,作为法律以约束人们外部行为的规范标准显然与实际情况脱节,换句话说,外部规范与人们根据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内部规范不一致,这就使得个人的边际行为和社会控制者所要求的行为不一致,于是,社会控制者所要求的宏观有序的状态之出现几率就变小了。
肉眼的观察也容易就证明了满街的小型货车都是在超速行驶,这已反映出一个很高的反馈讯号。奇怪的是,快速公路上的超速摄影机却停止发挥它的阻吓作用。我们看到了公路行为的控制盲区:超速行驶的货车和慢速行驶的汽车竟然都能通过检查而得到正面增强。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用试验证明,如果满街的小型货车都严守时速规定行驶的话,我们的交通情况一定会变得非常恶劣,也就是说,控制者所社会确立的理想行为准则与实际行为准则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对司机来说是执政者所设下的不公平的弹性行为空间,是一种迫使人做出“知法却不能守法”的越轨行为。
我们是否还是忽略了汽车工艺的进展和道路情况的改善而仍拘泥于五十或六十年代的规则?相信大多数人会接受这个说法:在公路上阻道可却是绝对遵守时速限制行驶的车辆只有一类,那就是军用卡车,而军车司机守法是因为他们面对多重惩罚的威胁以及他们可以在“时间不是竞争因素”的情况下从容完成任务。
如果我们假装问题不存在,那么,错误的永远是司机,执法者永远理直气壮,当然,危机根本也无从看出,大家慢慢地也就适应了脉搏越跳越慢的生活。**
*本文写于1995-1996年之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执政党对民间对它的批评反应极为敏感和强烈,因此本文写得隐晦,对官方的批评也极为含蓄。但即便如此,也仍不免冒犯了官方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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