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与囚犯的选择*

新加坡两大反对党在7月下旬所发生的补选争执事件这几天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大家对两党的争执大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两党故布疑云以迷惑执政党，有人认为这是两党的利害关系在1991年大选后渐趋矛盾所致。姑不论孰是孰非，从政治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看，两大反对党在补选前所面对的正是“囚犯的难题”（prisoners' dilemma)。

所谓囚犯的难题是博弈理论里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之中的某些条件下，对于政策之采行，若依理性的挑选方式进行，或许比起非理性的挑选更要来得不利。在这游戏里，通常主要以两个囚犯为中心，这两个人分别被关在一个囚房里，彼此间无法沟通。检查官为了促使囚犯认罪，需要一些证据，可是手边的证据不足。他因此分别向两个囚犯提出承诺，只要他认罪，而另一共犯不认罪，那么他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两个人都认罪，那么将适当量刑；假如他不认罪，而另一个人却认罪了，那么要从重刑；而倘若没有一个人认罪，则二人都将被课以较轻的刑罚。**

因为这是一种非零和游戏（non-zero sum game)， 并无单独一种的理性选择方案存在。从反对党的争执事件看，反对党在各怀鬼胎之后所作的选择显然是极为“可疑”的。若争执事件属实，则战前自乱阵脚只有给执政党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坐收渔利；若争执事件属虚，则这种精心策划的“八卦阵”便难免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抉择而可能是理性的预谋。

无可否认，今日的反对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它的这种策略也许正出自它旄下的谋士，但是，在一个标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党若开始也变得狡诈阴险，不择手段，则这除了证明它已乖离了它的政治理论外，也说明了国家从此将陷入了一场残酷与没有游戏规则的政治斗争里，而这绝不是任何一个国民所愿意看到的。

也许主观的臆测与单方面的谴责对反对党来说并不很公平，因为真正最早修改“游戏规则”以使自己能不断当上“检查官”及使对手永远成为“囚犯”的正是执政党。

当一方任意修改游戏规则而要求另一方诚实并继续玩无可致胜可能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忍耐的饱和点是在哪里。但是，当一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感(political competence)有趋低走向时，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就会渐次降低，而不稳定的因子就因此产生，灾难也变成不可避免，近代史上这种不幸的例子所在多有，我只能衷心祈求从政者能以国家社稷及万世子孙为重，以政党及个人私欲为轻，则百姓庶民幸甚。

反对党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另一深层化的预谋，那就是使补选事件热化而重新唤起人们已淡化了的记忆，并使人民认为补选是不可避免及势在必行的预定事实。也许，反对党是认定行动党是不可靠的游戏伙伴而出此“上策”，反对党的顾虑未必无理，因为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讲述“成王败寇”的理念是不寻常的，这难免使人相信他们走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路线，而这种理论的实践却是遵循马基维理（Machiavelli)“但论目的，不择手段”的霸术主张，马基维理最为人诟病的《君王论》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聪明的君主，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它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

反对党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我想历史会给我们答案。但是，前些时候不明人士在反对党选区义顺中张贴四种语文通告的诬陷事件却让人深思，这件事不管是出自哪一个政党所为都是不道德的。

当世人纷纷要求政治应当道德化的同时，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甚至连道德也政治化起来，这是极难使人忍受的。而这一切正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分。民主之可贵是在于它将当前的人民当成一个伦理单位，视其为目的而推行政策性计划(political plan)；而极权政治却恰好相反，它认定人民为非理性的，只是它达到未来乌托邦式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它遵循的是计划性政策(planned policy)，并认为当前的人民是可被无辜牺牲的。

如果我们认为世间还有理性与道德的话，则“君王”也好，“囚犯”也罢，都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本文完稿的时间也许是在1992年间。因为在文中暗示新加坡是极权体制，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反而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骚扰和来自官方的神经战。文章后来收录在《蛊惑年代》里，书被禁。

**原稿里有“囚犯难题”的说明图示，因在微博里无法制作图表，只好截图复制。

***这里说的是李光耀。当年他曾公开承认和鼓吹“成王败寇”说。其时笔者害怕犯禁，笔下不敢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