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二度空间下发展*

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变动最剧烈也是最有进展的年代，过去需几百年才能形成的变化，现在只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达成了。当大家带着欢欣兴奋与乐观的心情迎接21世纪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表面的繁荣幻象迷惑而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

事实一、今天亚洲的繁荣其实只是欧美后工业革命转移阵地的结果，也就是说，亚洲其实只是借助了欧美的工业技能而开始进入工业化年代，而不是因欧美的衰败而转移世界文明的重心。

事实二、今后亚洲再怎么繁荣其实也只是在二度空间里发展，而真正支配三度空间的势力仍然是欧美。笔者所谓的三度空间支配权指的是遥遥领先于太空与电子科技的各种通讯与军事控制力量。因为外太空的被控制与电子通讯的被操纵，使得在二度空间的发展成为一种提供三度空间建设的外围基础。

事实三、亚洲已开始失去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在三度空间势力的影响下，亚洲文化渐次溃败与被替换，进入一个新的被支配的奴役年代，这次被征服的不是能产生廉价劳动力的人体，而是维系人体内部活力的精神力量与灵性。

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与最大的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及它在经验主义下被彻底摧毁。世人都期待着新世界秩序能得以建立，和平能长久持续，但是，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让我们看看传统的各种防御系统怎么在新时代、新科技的侵袭下被攻克了。

首先是资源的转移。随着世界新自然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源变成自由转移的物质，不论是在地下的、地上的还是海里的，物质都变成了共有的流通财产，过去的关卡制度已越来越难以阻挡这一切的流动与转移，而任何阻挡的努力都会被时间证明是愚蠢的。

其次是交通的突破。陆路与海路交通正脱离了它的平面结构，今天，全球定位系统和人造卫星的使用，使得空间成为没有疆域的自由地带，领土制度变成一种过时及失败的体制。交通问题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国的交通发展并不能只考虑自己内部的需求，还应配合外在的交通网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发展步伐。

再次是人口的流动。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人力资源，智慧成了一种财富与力量，就像任何有偿物质一样，人智的流动变成无从阻挡的潮流，世界性的人力市场已经自由形成，今天，你只要找到适合你智力的市场，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你的家。这样一种制度，使得人口自然而然地流向其市场的所在地，哪个国家需要人才，人才就会流向那儿，哪个国家需要劳动力，有劳动力的个体也自然会前往。国籍成了一件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也失去了它过往的约束力量。人口的流动也影响了国家未来的命运，根据人才市场原理，一个国家的人才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它未来发展步伐的速度。

亚洲内省式精神文明受冲击

第四，是文化的质变。亚洲内省式的精神文明在面对欧洲充满理性的实证主义之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在亚洲还不能进一步以更大的智慧力量巩固它的精神文明的现阶段，亚洲文化正逐渐失去了它的活力，过去的各种文化防卫与自卫力量正逐渐消失。每一个政府都应严肃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个失去自我分辨能力的民族与国家是不可能会达致成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明实体。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第五，是环境的威吓。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环境的保护或破坏成了一个大家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课题，我们必须了解，国界在生态环境中并不存在，生态环境是大家所共有共生的，任何破坏都足以引发各种连锁性的失控恶果。

发展差异太大会出现灾难

人类的文明进展，到20世纪末已逐渐一体化，今天的世界已不能允许我们闭关自守或割地称雄。大家的发展必须是同步的，必须是具有某种协调的，如果彼此的发展步伐差异太大，就会出现预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在进入所谓资讯年代而拼命使用纸张的时候，却大声谴责发展中国家胡乱伐木，当我们完成开垦荒地进行建设阶段却大力抨击第三世界没有好好照顾“全球”的“稀有动物”，这些都是荒谬透顶的。发展先后的步伐虽然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人为地加剧这种差距。我们有必要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某方对环境的建设可能是另一方的破坏，而某方的破坏却不可能是另一方的建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各方通过协调以减轻这方面的破坏。

今天，罗马俱乐部的“资源有限论”已被推翻，交流和互动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论是采纳什么政治制度，也不论地理位置，更不论资源多寡和国土大小，只要一个国家勇于进行互动与交流，它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未来。

*本文收录在《蛊惑年代》（被禁）一书中，原文于1995年11月21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交流”版。文中副题（加黑体）是报章编辑所加。

**这里隐晦地表达了笔者对新加坡当局要人为建立“新民族、新语言”乌托邦的担忧。笔者自创了一个词汇"babalism"（“峇峇主义”）来形容当局的这个企图。baba 是马来文，形容已经移民多代乃至忘了自己本族文化的番化华人。华语因为没有b 音位，以p替代。读音如同“爸爸”，“峇”字是新马独有自创的一个中文字。 

君王与囚犯的选择*

新加坡两大反对党在7月下旬所发生的补选争执事件这几天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大家对两党的争执大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两党故布疑云以迷惑执政党，有人认为这是两党的利害关系在1991年大选后渐趋矛盾所致。姑不论孰是孰非，从政治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看，两大反对党在补选前所面对的正是“囚犯的难题”（prisoners' dilemma)。

所谓囚犯的难题是博弈理论里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之中的某些条件下，对于政策之采行，若依理性的挑选方式进行，或许比起非理性的挑选更要来得不利。在这游戏里，通常主要以两个囚犯为中心，这两个人分别被关在一个囚房里，彼此间无法沟通。检查官为了促使囚犯认罪，需要一些证据，可是手边的证据不足。他因此分别向两个囚犯提出承诺，只要他认罪，而另一共犯不认罪，那么他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两个人都认罪，那么将适当量刑；假如他不认罪，而另一个人却认罪了，那么要从重刑；而倘若没有一个人认罪，则二人都将被课以较轻的刑罚。**

因为这是一种非零和游戏（non-zero sum game)， 并无单独一种的理性选择方案存在。从反对党的争执事件看，反对党在各怀鬼胎之后所作的选择显然是极为“可疑”的。若争执事件属实，则战前自乱阵脚只有给执政党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坐收渔利；若争执事件属虚，则这种精心策划的“八卦阵”便难免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抉择而可能是理性的预谋。

无可否认，今日的反对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它的这种策略也许正出自它旄下的谋士，但是，在一个标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党若开始也变得狡诈阴险，不择手段，则这除了证明它已乖离了它的政治理论外，也说明了国家从此将陷入了一场残酷与没有游戏规则的政治斗争里，而这绝不是任何一个国民所愿意看到的。

也许主观的臆测与单方面的谴责对反对党来说并不很公平，因为真正最早修改“游戏规则”以使自己能不断当上“检查官”及使对手永远成为“囚犯”的正是执政党。

当一方任意修改游戏规则而要求另一方诚实并继续玩无可致胜可能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忍耐的饱和点是在哪里。但是，当一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感(political competence)有趋低走向时，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就会渐次降低，而不稳定的因子就因此产生，灾难也变成不可避免，近代史上这种不幸的例子所在多有，我只能衷心祈求从政者能以国家社稷及万世子孙为重，以政党及个人私欲为轻，则百姓庶民幸甚。

反对党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另一深层化的预谋，那就是使补选事件热化而重新唤起人们已淡化了的记忆，并使人民认为补选是不可避免及势在必行的预定事实。也许，反对党是认定行动党是不可靠的游戏伙伴而出此“上策”，反对党的顾虑未必无理，因为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讲述“成王败寇”的理念是不寻常的，这难免使人相信他们走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路线，而这种理论的实践却是遵循马基维理（Machiavelli)“但论目的，不择手段”的霸术主张，马基维理最为人诟病的《君王论》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聪明的君主，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它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

反对党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我想历史会给我们答案。但是，前些时候不明人士在反对党选区义顺中张贴四种语文通告的诬陷事件却让人深思，这件事不管是出自哪一个政党所为都是不道德的。

当世人纷纷要求政治应当道德化的同时，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甚至连道德也政治化起来，这是极难使人忍受的。而这一切正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分。民主之可贵是在于它将当前的人民当成一个伦理单位，视其为目的而推行政策性计划(political plan)；而极权政治却恰好相反，它认定人民为非理性的，只是它达到未来乌托邦式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它遵循的是计划性政策(planned policy)，并认为当前的人民是可被无辜牺牲的。

如果我们认为世间还有理性与道德的话，则“君王”也好，“囚犯”也罢，都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本文完稿的时间也许是在1992年间。因为在文中暗示新加坡是极权体制，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反而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骚扰和来自官方的神经战。文章后来收录在《蛊惑年代》里，书被禁。

**原稿里有“囚犯难题”的说明图示，因在微博里无法制作图表，只好截图复制。

***这里说的是李光耀。当年他曾公开承认和鼓吹“成王败寇”说。其时笔者害怕犯禁，笔下不敢直呼其名。

速将算盘换键盘*

新加坡在今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书》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再次紧跟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二，并被报告书形容为“发展中国家的蓝图”。

这肯定是一件值得引以为荣的美事，不过，在掌声和香槟之后，我们却必须正视我们表现较弱的三大领域，那就是：“管理”（排名第5）、“科技”（排名第10）和“基础设施”（排名第12），以期在未来能迎头赶上列强。

曾以《第三波》一书震惊中外知识界的未来学家杜佛勒（A. Toffler)曾在90年代初期对世界局势作出令人深省的分析。他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可是，这种划分正从本质上消失，一种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从现在起，世界将分为“快者”和“慢者”两种。

所谓快和慢并不仅是指以语言描述的问题，而是指发展与运作速度的经济体系，在快速体系中，先进的技术不断地产生，快速投入市场，使交易处理，行政决策，讯息和知识等等超速流动，一切以真时（real time)速度进行，真时工作，真时管理，形成一种加速效应，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环球性信息网络和金融市场。

相反地，在慢速体系中，经济过程只能以冰河运动般的慢速运转，传统的历史包袱，不合时宜的禁忌和无知限制了社会的可塑性和经济选择机会。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新加坡。新加坡要选择成为“快者”，还是“慢者”呢？

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各种自动的电子转账服务、自动化出纳机、超数据环球网络、流动电话、网际网络、商品条状代码等等，把我们带入一个真时的工作情境中。

就在这种令人兴奋的进展中，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教育部竟然在这加速的时候推出一个“慢者”的教育政策——学打算盘！

没人否定算盘的功效及其背后的数学演算智能。事实上，华人之所以能比其他种族更长于经济活动，也正由于几百年来有算盘这种“先进的科技”所致。但是，不管算盘如何神气，它毕竟是第一波“人力操作”的历史遗物，在进入第三波的年代，它终究不能避免被取代的命运。教育部在这个时候不惜时间金钱，将大批教师送去学打算盘（以便将来转授），又大锣大鼓地为学打算盘造势，到底目的何在？除了满足一些华族国粹论者的情意结之外，这样做又有何实质意义？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保留我们优良的东方传统？**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今天的新加坡已迈入“后工业社会”，电脑科技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键盘的掌握更是将来全民的必须，教育部今天该做的是在小学全面地进行键盘操作训练，使学生能熟悉键盘的指法，为自己和国家的将来作好准备。

笔者不敢说当全民掌握了键盘指法之后，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提升到全球第一，但是，笔者敢肯定的是，至少在电脑操作上，我们会加剧已形成的加速效应，为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作出最大的冲刺。

希望当局重新把这算盘好好地打一打，不要再迟疑了，因为：

这是一个快者的社会！


本文链接《为何换了“落花生”来洗脑》（2018/8）


*本文完成于1995-1996年间，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里。书被禁。

**写作背景与动机：新加坡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英国人为新加坡留下来的民主法治等人文精神已经在李光耀多次修宪后荡然无存，内阁成员都是由李氏安排的理科生（这是法西斯体制的特征），教育部长更是长期由理科生出身的军事将领们所担任。笔者服务于教育界，感触甚多，由于不想见到新加坡新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小撮人的统治下扭曲，因此为文批判，不料因此触犯了国家禁忌与领袖权威，多年来饱受逼迫和骚扰，只得多次自我流放海外。

华校生为何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打从前南洋大学被关闭开始，新加坡社会就出现了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起初，这些“大多数”还满腹愤懑，民间偶尔还可以听到一些牢骚，但是，随着华文报业不断的“改组”，方言成了官方禁忌，他们也就彻底的沉默了。

可是，即令是选择沉默，这些“大多数”仍躲不过被指责的噩运，“舆论”时不时谴责这些人，说他们患上了“政治冷漠症”、“不关心社会政治”、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

可怜的“大多数”，他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这是一个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年代，借用中共的话说：“不表态即是反革命！”正是“说是斩，不说是砍”，开口闭口都是祸。

然后，我们的社会自杀率直线上升，老人自杀率更是世界之冠。**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人们在最艰苦的日治岁月里挣扎求存，苟且偷生，在国家独立后最安乐的年代反而要轻生呢？

了解政治社会学的人会说，这些人都是“安诺米患者”，安诺米即Anomie, 语出自涂尔干《论自杀》一书，涂氏认为社会规范若彼此之间有严重冲突，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不快乐，产生偏异行为，甚而自杀。了解社会心理学的人会说，冷默(Apathy)，是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ation)所引发的。

政治疏离感是个人对他所处的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有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规范感、孤立感和自我疏远等五种负面感觉。这五种感觉因程度之不同而使个人逃避政治，或对政策消极抵抗，或不问青红皂白敌视政治系统。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既然是“大多数”，在一个号称是民主的社会里，为什么反而会沦落至如此可悲的境地呢？

德国传播学者诺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对这样的现象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的名理论“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说：一个人如果自认处于少数地位，通常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观点，以免冒犯敌人或遭到敌视、蔑视和孤立，而当一个实际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人误以为自己属于少数时他也会沉默，这种沉默又会促使其它的多数派误以为自己属于少数而保持沉默；所有多数派的沉默又促使他们进一步确信自己是属于少数，从而更牢牢“三缄其口”，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螺旋”，是为“沉默螺旋”。

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人民本是多数，但每个人为了掩饰自己不是“愚蠢的少数”，因此制造了一个“沉默螺旋”。

朋友，你还相信“持异议只是极少数”，还要保持沉默下去吗？

本文链接：《新加坡政府的“沙”“盖”政治武器》

*本文原题《沉默的螺旋》，写于1995-1996年间。不获官媒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书被禁。

**李光耀在关闭了新加坡所有大、中、小的民间中文学校后，又将民间的各种中文报章收归成官媒，更以强硬的手段明文禁止在官方机构使用华人方言（粤、闽、潮等），被垄断的官方娱乐传媒也不允许出现方言，要求华人以华语取代方言。与此同时，李氏更以莫须有的罪名“华文沙文主义者”加在反对者身上，恫吓要动用内部安全法直接逮捕（不须审判）。这种高压的语言文化的灭绝政策使得华校生和大多数老一辈不懂华语的华人活在极度的悲愤和痛苦之中，导致自杀率直线上升，成为世界之冠，但是官方对此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从妓女与法医的供词谈起*

        新菲关系最近因为菲佣弗洛尔被处决的事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两国之间究竟谁是谁非，真正的实情除了那些运筹帷幄的政治领导，并非布衣如你我者所能理解与判断，笔者不想在此扮演国际法官的角色。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人们在讨论菲佣弗洛尔的囚友弗吉尼亚的供词时总是带着鄙夷的口气，认为她一派胡言，而传媒在行文述及她时，也总在她的姓名前面冠以“妓女”一词，即使是大小标题也念念不忘她是妓女。

        妓女就不能说实话吗？
        弗吉尼亚的供词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首先，我们必须先确定一个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供词之真假与他（她）的职业人品并无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但是他们的供词之真假却反映了他们人格上的高低。如果我们将某人品格之优劣做为评判真假对错的依据，那便犯了非形式逻辑中“诉诸人身的谬误”（fallacy of Ad hominem)，就好像传统中国人认为圣贤之言，一定正确；祖宗之训，不可违抗；布衣之谈，不可慎听，都是这种对人不对事而“以人废言”的谬误。

        其次，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分析：假设弗吉尼亚供的是女佣弗洛尔告诉她的话（此处且不说弗洛尔说的话是真是假）及她在狱中所见所闻的话，则她所说为真，而她不辞劳苦及为说真话而饱受屈辱的正义行为令人肃然起敬；假若弗吉尼亚供的不是弗洛尔告诉她的话及她在狱中所见所闻的话，则她所说为假，而她其后挺身而出的行为，除了是想挽救弗洛尔生命的人道动机外，难逃自身沽名钓誉之嫌；最后一个假设是，弗吉尼亚所供的是掺进了自己的想象和私见，则她所说的是半真半假的话，根据前面假设的真假程度的评价，她的人格评价也须相应作出调整。不过，不管怎么调整，基本上弗吉尼亚的动机是利他的多于利己的（为了救人），因此，她的行为仍是值得尊敬的！

       真正的关键是：女佣弗洛尔说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如果她的家书是真（我指的是书写情境），我想答案已很明显，不用我赘言。

        妓女的话可以是真，同样的，法医的话也可以是假，新菲两国的法医针对女佣蒂拉遗骸的化验结果，互责对方判断有误。很显然的，如果不是专业失误，这里面必有一方是真，一方是假。笔者不是法医，还是等第三中立国的判断吧。好在科技昌明，是非黑白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刻，希望到时有关的领导人能有勇气面对真相，秉持理性行事，则两国百姓幸甚。**

        妓女与法医的供词真假，反映了他们本身的人格问题。当国家面对困难，那些不能明辨大是大非，只知玩弄政治杠杆以博取政治利益的人也反映了他们的人格问题。在这非常时期，轻率的言谈只能加剧两国的危机，除了使亲者痛、仇者快之外，又能为区域和平与团结，带来什么积极作用？***

*本文写于1995年，原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其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新国“以人废言”的态度在本事件中又再次重现，笔者因此有感而发，撰写本文。

***事件请参阅《1995年3月17日  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判绞刑》：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317/5938.html

1995年3月17日 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判绞刑

1995年3月17日，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在新加坡被处绞刑，此事在两国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两国分别召回大使。     弗洛尔，42岁，多年来一直在新打工。1991年被指控谋杀雇主黄胜强4岁的儿子和另一位菲佣蒂拉曼卡。     在法庭上弗对此供认不讳。此事当时并未引起菲人关注，但在执行期临近之时，另一名已回故乡的菲佣斐尼尔对记者称，她曾听到黄对其妻说因蒂拉曼卡将其子溺死，于是他就勒死了蒂拉曼卡，同时弗亦写信给丈夫否认自己杀人。     此事在菲传出后，举国上下掀起营救弗洛尔的行动。菲总统拉莫斯亲自致函新总统王鼎昌，要求他特赦弗。但王以新证据不确凿为由拒绝了拉的请求，17日将弗处死。     此举在菲引起极大反响，公众情绪激昂，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新货，焚毁新国旗，22日拉莫斯召回驻新大使，决定无限期推迟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宣布弗为英雄，并表示将重新调查死因，如女佣确被错判，菲将与新断交。新加坡亦做出相应反应召回驻菲大使，联合国有关官员和东盟国家呼吁菲新政府克制，尽快结束这场外交危机。

（人民网资料）

为何换了《落花生》来洗脑？*

《落花生》是本地（新加坡）历来华英校生必读的华文课文之一，不过，这篇课文却在今年新编的《中学高级华文》里换了新的“品种”！也就是说，《落花生》这篇课文从1977年以前选用的《中华文选》到其后林徐典博士主编的《华文》（1977年—1983年）到课程发展署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1984年—1994年），在内容上都没变动，一直到今年的新课本才出现了“新貌”。

据笔者任职课程发展署的友人反映，《落花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两个版本的问题，新收录的《落花生》并非篡改旧有的版本，而是改用另一个版本，至于改用的理由，友人亦不知其所以然。

两种版本的《落花生》在内容上有一部分出现了价值上的歧异。为方便理解，兹将旧课本称为旧版，新课本称为新版，引述如下：

旧版：“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东西，却并不好看。’我说：‘那么，人只要做有用的人，不必自炫其才能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

新版：“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个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

比较两种版本的内涵之后，笔者认为新版其实并不如旧版，理由如下：

一、新版的《落花生》充满了价值上的消极成分。“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句话有强烈的暗示作用，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在学习情境中的两种动机：即求成动机（motivation to achieve）与避免失败的动机（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

二、从语义的观点看，“伟大”与“体面”都是有积极的价值成分，属于褒性词，与“有用的”并不相克，在换成新版后，读起来反而是说：“伟大”与“体面”的东西“无用”了。这是语义上的悖论。

三、从逻辑的观点看，“不是伟大好看的人才是有用的人”这个论证是错误的，它只是一个携带着不恰当的因子的分子语句，将并非矛盾对立或相互否定的语词矛盾对立的语词使用，是一种“质换犯规的谬误”（fallacy of illicit obversion ）。

四、根据道德发展心理学原理，许多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道德发展还处在盲目服从阶段，这种消极价值如果被内化而形成个体的价值观，在孩子长大后就会促使他降低和改变自己对社会角色的欲求，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一个停滞和缺乏活力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孩子一个鲜明的未来自我形象？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调“有用”这种工具性价值？我们曾否考虑过让孩子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意义与精神价值？**

不管当局变换课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落花生》到底是被谁窜改了，真正我们该问的是：这样的课文我们还能接受吗？

笔想者说的是：祈求“伟大”也许不全然是一种美德，但使人“渺小”却肯定是一种罪行。（完）

《落花生》的反响

1995年1月间，次儿升上中学，笔者无意中发现其课文《落花生》有了改变，即以《变种的落花生》为题写了一篇质疑文字投稿给联合早报，早报编辑在3月10日以《落》文有两个版本为由，退回拙稿。
在一番搜寻之后，笔者发现到李采靡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书局，1960年）与王纪人编的《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内收的《落花生》果然与新编的《中学高级华文》《落花生》一样，于是给编者覆了一封信，信中也列出了《落花生》在本地经历四个版本的“生长过程”。
        同年四月，笔者又以《为何换了落花生》为题，再投给联合早报，惜不获刊登，此事亦不了了之。讵料到了95年底，早报突然有读者投函，质问同一课题，并引起了一些争辩，此事又再度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乃从旧书卷中找出退稿，寄予《赤道风》编辑方然兄。书生之见，未敢言善，但求抒发肺腑真言耳。

*本文原题《为何换了<落花生>？》，刊登在非政治性文艺季刊《赤道风》上（忘了期号，待考）。
**极权政体总是伴随着一个乌托邦的政治目标等待实现，人作为个体就会失去他自我的价值，沦落成为实现这个乌托邦的工具。新加坡出现这种洗脑课文原本不足为奇，笔者因信奉民主主义，不得已只好挑战这种做法。

警察强奸与圣人犯罪*

最近几个月，警界一再传出不名誉的事件。

第一起是两名警员被控强奸及非礼一名女郎。后来基于案中原告是非法居留的泰国妓女，案发时身为被告的警员也已下班，于是控方撤销控状，改以触犯警察部队法令及疏于职守这两项罪名控他们上法庭。案件过堂后，其中一名警员认罪，被判罚款1千元，另一名警员否认有罪，要求审讯。

第二起是三名狱警涉嫌殴打犯人致死的案件。案件目前仍在审讯之中，不过，从多名前犯人的供证看，案情显然对三被告非常不利。

笔者无意过问法庭的判决，这可有藐视法庭之嫌，何况，执法人员知法犯法，中外古今层出不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少数几个人会义愤填膺外，老百姓对这样的事件，不外是以“警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几个理由軽责一番也就算了。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一般人似乎都有“除了圣人，是人就会犯罪”的想法。问题来了：
                  圣人是不是人？
                  人就不免犯法吗？
                  圣人就不会犯法吗？

我们总以为“法”是用来惩戒罪恶的，越是罪恶的社会就越需要“法”，而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便不需要“法”。这是不了解“法”之功能的思考方式。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社会（道德）越来越净化，“圣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自成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法”？如果不需要，那么这个社会又如何避免沉沦而能自我提升？如果需要，那么“法”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在寻求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先对人类世界所谓的道德与罪恶的现象进行一个条件性的确定，那就是，道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罪恶会出现，若无罪恶，也就无所谓的道德。在这条件下，一个全道德或全罪恶的孤立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在意识上自存的。而道德的存在就有它一定的疆域，疆域之外就是罪恶，因此，罪与罚的问题就不存在“法”的疆域之内，而是在“法”的疆域之外。

回到上文的假设情境。在一个圣人的社会里，既然全道德是不可能出现，那么，圣人也就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由于是“圣人”，他的“错”或“过失”当然就不会是凡人（普通人）那样的低层次，否则他就不是圣人了。

圣人的“错”或“过失”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这问题也就是：“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

笔者只想举一个例子，其它的让读者诸君去发挥一己的想象力好了。

例：圣人甲在用膳时虽然把米饭吃得干干净净，但他没注意到饭碗外附有一颗米粒，此事被发现后，该圣人被罚五年苦役，罪名是疏忽及浪费罪。

骇人听闻？没错，但这是圣人的社会，道德在这里的要求很高，罪恶也相对放大，法的疆域更广（而不是更小！）

圣人犯法既是如此，那天人犯法又如何？

以中国人为例。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佛家的地狱和一个道家的天堂，以此构成他们的宗教善恶观，在天堂里，住着众神和主宰一切的天帝，天神的行为规范以“天条”（法）为依归。以凡人的标准看，“天条”都是些不近人情的戒律，触犯天条的天神都必须受到惩罚，而惩罚是非常地严厉，轻则惨受“变形”之苦几百年，重则“万劫不复”。

可见，圣人或天神的境界比凡人高得多，法的规范也相对严格。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新加坡显然正是在朝向着圣人的境界挺进。在这里，一些在外国看来是轻微的过失或根本不是过失的行为都会引来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些“法”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停地扩大其疆域，以汽车驾驶行为来说，至少就有以下的进程：

强制保险—强制检查—强制司机绑安全带—强制司机侧座乘客绑安全带—强制后座乘客绑安全带—强制加装婴孩安全座——

未来还会有哪些强制？大家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强制装置狗儿安全座？强制司机戴头盔？强制前座装置气袋？强制车龄使用？强制个人健康检查？？？这些建议也许现在听来大家会哑然失笑，认为过于荒谬，但是，请别忘记，目前许许多多的强制在当初听来不也是荒谬绝伦？

类似的诸种“法”，在其它各个社会层面也都在不停扩张着，只是有些大家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像吐痰不用纸巾包起和上厕所不抽水要受重罚这等事，大家慢慢也就接受了。

笔者并非要在这里质疑这些行为的适当性与合理性。我的疑惑是：在道德与罪恶的疆域之间，“法”的界限应划在什么地方？“罪与罚”是不是唯一可行的规范准则呢？**

要解答这问题，必须先确定我们究竟是不是“人”以及“人”的忍受极限，因为一个绝对不容许些微离经叛道的社会，是一个集体意识极其强烈，道德及行为规范极其僵硬的社会，也是一个失去自主活力与创造能力的社会。

不要忘了，一个大学讲师因被怀疑向大学当局申领多几毛钱德士车资致事件被政治化，并成了反对党领袖的事。***

圣人万岁
新加坡万万岁


*本文写于1996年3月，不获媒体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由于新国实施伪装民主的极权统治，私与公的边界模糊，政府的手很多时候伸过界，因此作者用隐晦的笔调借题发挥。
***这里指的是国大讲师徐顺全博士加入反对党前被“逼上梁山”的轶事。政治问题以经济罪名解决，这是行动党政权没有少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