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是该救, 问题是从何救起?如果我们的文化充满了陈腐的价值意识而我们仍不自知,仍自以为是,那又怎能怪他人鄙视你的文化而苦心孤诣要制造“一个民族”?**
问题还是出在我们充满封建意识的讣告上。X 府若有X 君寿终正寝,同泣者总少不了“未亡人”(二十世纪男权至上的陪葬意识? ),这个字眼所激起的义愤一度如山洪海啸,令许多人痛心疾首,一时不少志士对这“未亡人”口诛笔伐。惜言者谆谆,用者仍藐藐,于是乎,“未亡人”慢慢地就成了妻子的代名词,似乎是“不亡”就是不贞不义,祸延子孙。
“未亡人”不“亡”,固然是憾事,可是,若“未亡人”真的“亡”了,那总该正正名,用回原字吧。可恨的是, 有些人积重难返,硬是死抱着“未亡人” 的大腿不放,你“未亡人”如真是归天,那好办,就在你的姓氏之后加个框子好了,如此一来,生死大是迎框而解。
问题是:未亡人到底死了没有?框子文化还要框死多少“未亡人”才能“永在怀念中”?
* 本文于1991年11月2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四面八方》版“狮城触角”一栏。 笔名“豪哥”。文章后收录在《蛊惑年代》(1997)一书中,书被禁。
** 斩断传统语言文化,制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正是新加坡李氏政权的政治乌托邦目标,笔者称之为 峇峇主义(Babaism)。由此也彻底暴露出新加坡政治的法西斯主义极权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