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新趋向 *

         世事急速而惊人的变化，不断地震撼着我们的社会，也因而使我们的学校教育面对着适应和调整的转型问题。在探讨它未来使命问题，无论是技术或社会性，我们都应从整个系统或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着眼，而非依附于单一或独立的事项做出结论。

         自古以来，人们对教育的目的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一派主张教育就是延续和传授知识；另一派则相信学校应成为社会衍进的改革先锋。前者坚持使学校成为陈陈相因，缺乏生机的工厂；而后者却勾画出一幅动态的与令人憧憬的未来社会蓝图。明乎此，当我们在策划未来的路线时，我们就有必要放弃墨守成规而改弦易辙。

        我们应怎样改革内容（所学的东西)和环境（精神或气氛）才能发展出一种理想的教学情况？
也许一些大胆和理性的构想可以加速教育上的转向与进行，使我们从集体模式教育转换到个人化教育；从被动地吸收知识转移到主动地寻取知识；从僵死的每日课程转移到弹性的课程安排；从僵硬地死背答案转移到了解问题等等。

        我们需要对教育经验有更多的了解，要摒弃令人麻木的教条，而给孩子在思想上建立起一个鲜明与充满未来感的自我意象，并使他的智慧在充满禁忌的社会环境里发光。我们应着重在发展发展个别的特长，而不在个别的差异。我们不应限制个人的学习能力，而应将他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目的相连接，使他个人在未来能扮演更具挑战性的角色。


*本文于1990年9月15日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读者来论》版，并于其后收集在个人政论集《蛊惑年代》（1997年）一书中，书不幸被当局所禁。

未亡人 *

一直有人在喊：“救救我们的文化，救救我们的语文。”

救，是该救， 问题是从何救起？如果我们的文化充满了陈腐的价值意识而我们仍不自知，仍自以为是，那又怎能怪他人鄙视你的文化而苦心孤诣要制造“一个民族”？**

问题还是出在我们充满封建意识的讣告上。X 府若有X 君寿终正寝，同泣者总少不了“未亡人”（二十世纪男权至上的陪葬意识？ ），这个字眼所激起的义愤一度如山洪海啸，令许多人痛心疾首，一时不少志士对这“未亡人”口诛笔伐。惜言者谆谆，用者仍藐藐，于是乎，“未亡人”慢慢地就成了妻子的代名词，似乎是“不亡”就是不贞不义，祸延子孙。

“未亡人”不“亡”，固然是憾事，可是，若“未亡人”真的“亡”了，那总该正正名，用回原字吧。可恨的是， 有些人积重难返，硬是死抱着“未亡人” 的大腿不放，你“未亡人”如真是归天，那好办，就在你的姓氏之后加个框子好了，如此一来，生死大是迎框而解。

问题是：未亡人到底死了没有？框子文化还要框死多少“未亡人”才能“永在怀念中”？ 


* 本文于1991年11月2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四面八方》版“狮城触角”一栏。 笔名“豪哥”。文章后收录在《蛊惑年代》（1997）一书中，书被禁。

** 斩断传统语言文化，制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正是新加坡李氏政权的政治乌托邦目标，笔者称之为 峇峇主义（Babaism）。由此也彻底暴露出新加坡政治的法西斯主义极权本质。 

为“个人主义”释义*

3月16日《交流》版发表了老梁君“制止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一文，个人读后深感老梁君完全误解了个人主义一词的含义。事实上，几乎所有受华文教育的读者都误解了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不是一种生活哲学，也不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的基本理念是：群体是由个体所的，群体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只有先确定了个体的价值，群体才有了依附意义。因此，它强调个人的价值、自由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法治、人权等。个人主义一词并不能用来形容群体社会里某些个体的行为（不管是过失还是衍行），它只能用来界说一个社会所推行的政治体制。今天，国人用“个人主义”一词以描述个人的种种缺失，其实是误用，正确的用词应是“自利主义”或“利己主义”。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个人主义里并没有所谓个人（或国家）“良好的倾向”和“不良的倾向”等两极价值的包含。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词汇会被扭曲误用到这种地步呢？我想，这主要是国人在使用时受了中国共产党词汇使用习惯的影响，却忘了彼此间国情体制之不同；其次是，人们在使用时望文生义，犯上了语意学上定义思考(Definition  thinking**） 的谬误，误以为一个字（或词）有它固定的意义，即使将之重组用于某种事物，该字（或词）所含蕴的意义，也都一定存在。在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并不是鼓吹消费，刚好相反，它是追求保护消费人利益的一种社会运动）。

厘清一个词的意义是必要的，这关乎它背后的价值问题，只有我们能准确地掌握一个词的意义，才能得出理性与正确的结论。


* 本文发表于1995年3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交流》版。后来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 原文发表时出现手民之误，少了一个i ，现更正之。

爱“廉”说*

前一阵子，朝廷里的大老爷们又纷纷嚷嚷，说民间的才智之士拿的薪俸居然又比他们的恩俸高，愤愤不平之色溢于言表。为了平息终爱卿之怒，皇上于是搬出了“留廉辩证法”，向民间诏告一番，然后如此这般给老爷们一个“公道”。

到底“留廉辩证法”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般老百姓除了唯唯诺诺，实在也不甚了了。秀才不敏，想在这儿给各位看官口舌一番。

所谓“廉”，根据字典的解说，是：“名词，官俸。”再详细的解说是：“廉，清代官吏于正俸外，另给养廉的银子，就是特别的官俸”。用今天的话来说，“廉”就是“津贴”、“零用金”，英文叫做“ Allowance”。不同于一般的是，这个“津贴”可不是小意思，而是花花万两银子的大进贡。

可见，廉是要用银子来养的，所以正其名曰：“养廉”，而既是以如斯民脂民膏来养的“廉”，实在也就不能尊之为“清廉”，按“清官”者，乃两袖清风，如海瑞者流是也；或曰“廉洁”何如？“洁”乃修养之道，不贪之谓洁，今既以养廉修洁，想必老爷们心志深远，惟黄金万两方能止其“贪”也。

宋濂溪先生因“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著下了传世佳文《爱莲说》，今人黄某不甘古人专美于前，“独爱廉之出于民而不嚷，卓清廉而不夭”（不夭乃闽语，不饿之意），是以提笔著《爱廉说》，冀以抒志自勉。正是“噫，廉之爱，同予者何人？”**



*本文原刊于新加坡国民团结党1994年党报（SOLIDARITY. VOL 4. 94)上。后收录在个人政论集〈蛊惑年代〉里，书被禁。

**本文在小党报改以戏谑的笔锋针砭时事，实属在李家政权的政治高压下的无奈之举。笔者反对国家最聪明的一小撮人必须当公务员的所谓“精英政策”，更反对将公务员薪金制度与私企挂钩的做法。理由是：公务员并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人类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另外，公务员与私企不同，它没有倒闭破产的风险。

“二十四孝”不足效*

碧山庙将在下个月开始装置先后五百罗汉以及二十一组民间故事的瓷塑，以求在将来成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及艺术气氛浓厚的旅游胜地。这本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不过，笔者对诸执事采用“二十四孝”瓷塑却颇有异议。

“二十四孝”是南宋以后乡里塾师从当时流行的古籍如《孝子图》、《逸人传》（俱已失传）及汉梁石刻画像等再加上各种道听途说和一己的想像力编撰而成。由于非出自儒家学人，因此这里面所讲述的“孝”不只骇人听闻，而且乖离正道，邪气逼人，向来为正统儒者所不齿。

“二十四孝”里，能符合孝道的，只有《亲尝汤药》、《为亲负米》、《鹿乳奉亲》、《拾椹供亲》、《扇枕温衿》、《涤亲溺器》、《行佣供母》七则而已。勉强还能令人接受的，是《单衣顺母》（表现的却是恕道）、《扼虎救亲》（表现的却是愚勇）、《卖身葬父》（不卖身也能葬）、《弃官寻母》（不弃官更能寻）。除此之外，都是一些伤天害理和荒诞迷信的故事，如《为母葬儿》（杀婴罪）、《怀橘遗亲》（偷盗罪）、《恣蚊饱血》（自虐罪）、《刻木事亲》（休妻罪）、《卧冰求鲤》（企图自杀罪或自虐罪）、《戏采娱亲》、（神经分裂症）、《闻雷泣墓》（严重精神病）、《乳姑不怠》（疏忽虐婴罪或同性恋）、《尝粪忧心》（不合基本个人卫生）、《吃指心痛》（心电感应？）、《哭生竹笋》（特异功能？）、《孝感动天》（成人卡通？）、《涌泉跃鲤》（四度空间人？）

“二十四孝”该被非议，并不是因为“孝”的内涵古今有异，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是歪曲儒家的孝道。儒家的“孝”强调的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从今天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观点看，以慈养孝即是以慈换孝，以孝养慈即是以孝换慈，这里面是有某种自然程度的“公平原则”的，换句话说，在孝道的运作中，子女不只是以“给”易“得”，也以“给”换“得”，父母的慈道也是如此。但是在“二十四孝”里，我们却只看到绝对化的垂直性权威，许多故事都一再强调，父母即使霸道专横、要求无理，甚至虐杀子女，为人子的也应绝对顺从，不得违抗，这是完全违反儒学的伦理精神的。儒家的孝道要求做儿女的必须爱护自己，娱亲以道，谏亲以理，显扬名声，为亲留后。但是，“二十四孝”却完全悖其道而行。

由于在性质上“二十四孝”起了不良的教化作用，不同于其它民间神话与故事，若只因它的瓷塑“制作高超”而将它列入“艺术殿堂”，不只不能对传统起维护作用，反而愈令传统遭受年轻人的鄙视，他日碧山庙若有幸成为国家旅游胜地，恐怕更是贻笑中外四方。

* 本文完稿于1995年夏，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亚洲在二度空间下发展*

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变动最剧烈也是最有进展的年代，过去需几百年才能形成的变化，现在只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达成了。当大家带着欢欣兴奋与乐观的心情迎接21世纪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表面的繁荣幻象迷惑而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

事实一、今天亚洲的繁荣其实只是欧美后工业革命转移阵地的结果，也就是说，亚洲其实只是借助了欧美的工业技能而开始进入工业化年代，而不是因欧美的衰败而转移世界文明的重心。

事实二、今后亚洲再怎么繁荣其实也只是在二度空间里发展，而真正支配三度空间的势力仍然是欧美。笔者所谓的三度空间支配权指的是遥遥领先于太空与电子科技的各种通讯与军事控制力量。因为外太空的被控制与电子通讯的被操纵，使得在二度空间的发展成为一种提供三度空间建设的外围基础。

事实三、亚洲已开始失去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在三度空间势力的影响下，亚洲文化渐次溃败与被替换，进入一个新的被支配的奴役年代，这次被征服的不是能产生廉价劳动力的人体，而是维系人体内部活力的精神力量与灵性。

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与最大的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及它在经验主义下被彻底摧毁。世人都期待着新世界秩序能得以建立，和平能长久持续，但是，新世界秩序能建立吗？

让我们看看传统的各种防御系统怎么在新时代、新科技的侵袭下被攻克了。

首先是资源的转移。随着世界新自然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源变成自由转移的物质，不论是在地下的、地上的还是海里的，物质都变成了共有的流通财产，过去的关卡制度已越来越难以阻挡这一切的流动与转移，而任何阻挡的努力都会被时间证明是愚蠢的。

其次是交通的突破。陆路与海路交通正脱离了它的平面结构，今天，全球定位系统和人造卫星的使用，使得空间成为没有疆域的自由地带，领土制度变成一种过时及失败的体制。交通问题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国的交通发展并不能只考虑自己内部的需求，还应配合外在的交通网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发展步伐。

再次是人口的流动。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人力资源，智慧成了一种财富与力量，就像任何有偿物质一样，人智的流动变成无从阻挡的潮流，世界性的人力市场已经自由形成，今天，你只要找到适合你智力的市场，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你的家。这样一种制度，使得人口自然而然地流向其市场的所在地，哪个国家需要人才，人才就会流向那儿，哪个国家需要劳动力，有劳动力的个体也自然会前往。国籍成了一件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也失去了它过往的约束力量。人口的流动也影响了国家未来的命运，根据人才市场原理，一个国家的人才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它未来发展步伐的速度。

亚洲内省式精神文明受冲击

第四，是文化的质变。亚洲内省式的精神文明在面对欧洲充满理性的实证主义之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在亚洲还不能进一步以更大的智慧力量巩固它的精神文明的现阶段，亚洲文化正逐渐失去了它的活力，过去的各种文化防卫与自卫力量正逐渐消失。每一个政府都应严肃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个失去自我分辨能力的民族与国家是不可能会达致成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明实体。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第五，是环境的威吓。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环境的保护或破坏成了一个大家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课题，我们必须了解，国界在生态环境中并不存在，生态环境是大家所共有共生的，任何破坏都足以引发各种连锁性的失控恶果。

发展差异太大会出现灾难

人类的文明进展，到20世纪末已逐渐一体化，今天的世界已不能允许我们闭关自守或割地称雄。大家的发展必须是同步的，必须是具有某种协调的，如果彼此的发展步伐差异太大，就会出现预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在进入所谓资讯年代而拼命使用纸张的时候，却大声谴责发展中国家胡乱伐木，当我们完成开垦荒地进行建设阶段却大力抨击第三世界没有好好照顾“全球”的“稀有动物”，这些都是荒谬透顶的。发展先后的步伐虽然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人为地加剧这种差距。我们有必要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某方对环境的建设可能是另一方的破坏，而某方的破坏却不可能是另一方的建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各方通过协调以减轻这方面的破坏。

今天，罗马俱乐部的“资源有限论”已被推翻，交流和互动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论是采纳什么政治制度，也不论地理位置，更不论资源多寡和国土大小，只要一个国家勇于进行互动与交流，它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未来。

*本文收录在《蛊惑年代》（被禁）一书中，原文于1995年11月21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交流”版。文中副题（加黑体）是报章编辑所加。

**这里隐晦地表达了笔者对新加坡当局要人为建立“新民族、新语言”乌托邦的担忧。笔者自创了一个词汇"babalism"（“峇峇主义”）来形容当局的这个企图。baba 是马来文，形容已经移民多代乃至忘了自己本族文化的番化华人。华语因为没有b 音位，以p替代。读音如同“爸爸”，“峇”字是新马独有自创的一个中文字。 

君王与囚犯的选择*

新加坡两大反对党在7月下旬所发生的补选争执事件这几天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大家对两党的争执大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两党故布疑云以迷惑执政党，有人认为这是两党的利害关系在1991年大选后渐趋矛盾所致。姑不论孰是孰非，从政治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看，两大反对党在补选前所面对的正是“囚犯的难题”（prisoners' dilemma)。

所谓囚犯的难题是博弈理论里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之中的某些条件下，对于政策之采行，若依理性的挑选方式进行，或许比起非理性的挑选更要来得不利。在这游戏里，通常主要以两个囚犯为中心，这两个人分别被关在一个囚房里，彼此间无法沟通。检查官为了促使囚犯认罪，需要一些证据，可是手边的证据不足。他因此分别向两个囚犯提出承诺，只要他认罪，而另一共犯不认罪，那么他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两个人都认罪，那么将适当量刑；假如他不认罪，而另一个人却认罪了，那么要从重刑；而倘若没有一个人认罪，则二人都将被课以较轻的刑罚。**

因为这是一种非零和游戏（non-zero sum game)， 并无单独一种的理性选择方案存在。从反对党的争执事件看，反对党在各怀鬼胎之后所作的选择显然是极为“可疑”的。若争执事件属实，则战前自乱阵脚只有给执政党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坐收渔利；若争执事件属虚，则这种精心策划的“八卦阵”便难免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抉择而可能是理性的预谋。

无可否认，今日的反对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它的这种策略也许正出自它旄下的谋士，但是，在一个标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党若开始也变得狡诈阴险，不择手段，则这除了证明它已乖离了它的政治理论外，也说明了国家从此将陷入了一场残酷与没有游戏规则的政治斗争里，而这绝不是任何一个国民所愿意看到的。

也许主观的臆测与单方面的谴责对反对党来说并不很公平，因为真正最早修改“游戏规则”以使自己能不断当上“检查官”及使对手永远成为“囚犯”的正是执政党。

当一方任意修改游戏规则而要求另一方诚实并继续玩无可致胜可能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忍耐的饱和点是在哪里。但是，当一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感(political competence)有趋低走向时，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就会渐次降低，而不稳定的因子就因此产生，灾难也变成不可避免，近代史上这种不幸的例子所在多有，我只能衷心祈求从政者能以国家社稷及万世子孙为重，以政党及个人私欲为轻，则百姓庶民幸甚。

反对党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另一深层化的预谋，那就是使补选事件热化而重新唤起人们已淡化了的记忆，并使人民认为补选是不可避免及势在必行的预定事实。也许，反对党是认定行动党是不可靠的游戏伙伴而出此“上策”，反对党的顾虑未必无理，因为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讲述“成王败寇”的理念是不寻常的，这难免使人相信他们走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路线，而这种理论的实践却是遵循马基维理（Machiavelli)“但论目的，不择手段”的霸术主张，马基维理最为人诟病的《君王论》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聪明的君主，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它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

反对党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我想历史会给我们答案。但是，前些时候不明人士在反对党选区义顺中张贴四种语文通告的诬陷事件却让人深思，这件事不管是出自哪一个政党所为都是不道德的。

当世人纷纷要求政治应当道德化的同时，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甚至连道德也政治化起来，这是极难使人忍受的。而这一切正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分。民主之可贵是在于它将当前的人民当成一个伦理单位，视其为目的而推行政策性计划(political plan)；而极权政治却恰好相反，它认定人民为非理性的，只是它达到未来乌托邦式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它遵循的是计划性政策(planned policy)，并认为当前的人民是可被无辜牺牲的。

如果我们认为世间还有理性与道德的话，则“君王”也好，“囚犯”也罢，都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本文完稿的时间也许是在1992年间。因为在文中暗示新加坡是极权体制，投稿官媒不获刊登后，反而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骚扰和来自官方的神经战。文章后来收录在《蛊惑年代》里，书被禁。

**原稿里有“囚犯难题”的说明图示，因在微博里无法制作图表，只好截图复制。

***这里说的是李光耀。当年他曾公开承认和鼓吹“成王败寇”说。其时笔者害怕犯禁，笔下不敢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