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日星期日
法制不是法治（rule by law is not rule of law)*
读了赖金定博士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的《中华文化里有法治传统》一文，我心里也有话要说。
赖博士对中华文化的维护与热爱，令人感动，但是，真理与是非的讨论，却必须以理性与逻辑为根据，一点也容不得情绪用事，赖博士是学理工的，我相信他更会同意这个说法。
赖博士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典章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华文化里也有法治传统，我想赖博士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以为以法律治理国家就是法治。其实，以法律治国是“法制”（rule by law) 并不是“法治”（rule of law)。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英国政治学者A.V.Dicey （1835-1923）所倡导的一种政治哲理。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包含几层意义：一。政府不得专断，而应透过立法机关授权而行事，如果某人违犯法律，则官势地位不得庇护之，使之免于受正规法律之制裁；二。市民的权利与义务应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与行使；三。法律应该随时便利人们检查与监督。
揆诸中国历史，很令人失望的，它并没有这样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专制制度的历史，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下有三公九卿，历代官制虽有所改变，但大致仍分九品十八级，层层相辖，以皇帝的旨意为依归。皇帝个人可独断专行，如设官置守、分疆封土、战守议和、生杀予夺等，全由他一人做主。国家虽有法律，但皇帝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相反，法律倒要按照皇帝的意思来制定。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语出《史记。酷吏列传》），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他的话就是法律。
法律既然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依归，那自然是以巩固君权为主，以利于君主专制统治，当然就不会有人民主权的实质。
这种情况，即使是到了今天号称“人民共和”的中国，仍是一样，国家虽有宪法，仍是“领导说了就算”，至尊的宪法尚且不被人放在眼里，一般的律令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中华文化里虽有法制的传统，可是这仍是人治的社会，并没有法治的传统与精神。
在这一点上，温长明先生的说法并没有错。
温先生的错误是他既然了解法治必须依附于民主政体才能实现，则他就不应该提出一个纯峇峇**社会的乌托邦模式，因为一个乌托邦的出现正是确立极权政权的先决条件。温先生表面上虽是维护民主政治，可是他对于语言文化与政治哲理的认识却极为肤浅。他不了解他自以为是的“单一语言社会是无歧异冲突社会”的论点在逻辑上根本就站不住脚，也不了解民主与极权政治所依附的系列价值阶梯 (ladder of values) ，这使他自己陷入了不可自解的矛盾情境里。
本文戋戋，不复旁涉了。***
* 本文完稿于1995年，原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峇峇是指南洋已土著化（俗称番化）的华人，音baba阴平，读音与“爸爸”相似，是新加坡独创的汉字。新加坡政府采取激进手段，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英语取代母语的社会，我将之称为“峇峇主义”（babarism) , 这也是我指控李光耀政权的统治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依据。
***本文后来经过作者改写，删除了新加坡部分，发表在个人博客《启蒙年代》上。
赖博士对中华文化的维护与热爱，令人感动，但是，真理与是非的讨论，却必须以理性与逻辑为根据，一点也容不得情绪用事，赖博士是学理工的，我相信他更会同意这个说法。
赖博士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典章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华文化里也有法治传统，我想赖博士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以为以法律治理国家就是法治。其实，以法律治国是“法制”（rule by law) 并不是“法治”（rule of law)。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英国政治学者A.V.Dicey （1835-1923）所倡导的一种政治哲理。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包含几层意义：一。政府不得专断，而应透过立法机关授权而行事，如果某人违犯法律，则官势地位不得庇护之，使之免于受正规法律之制裁；二。市民的权利与义务应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与行使；三。法律应该随时便利人们检查与监督。
揆诸中国历史，很令人失望的，它并没有这样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专制制度的历史，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下有三公九卿，历代官制虽有所改变，但大致仍分九品十八级，层层相辖，以皇帝的旨意为依归。皇帝个人可独断专行，如设官置守、分疆封土、战守议和、生杀予夺等，全由他一人做主。国家虽有法律，但皇帝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相反，法律倒要按照皇帝的意思来制定。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语出《史记。酷吏列传》），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他的话就是法律。
法律既然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依归，那自然是以巩固君权为主，以利于君主专制统治，当然就不会有人民主权的实质。
这种情况，即使是到了今天号称“人民共和”的中国，仍是一样，国家虽有宪法，仍是“领导说了就算”，至尊的宪法尚且不被人放在眼里，一般的律令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中华文化里虽有法制的传统，可是这仍是人治的社会，并没有法治的传统与精神。
在这一点上，温长明先生的说法并没有错。
温先生的错误是他既然了解法治必须依附于民主政体才能实现，则他就不应该提出一个纯峇峇**社会的乌托邦模式，因为一个乌托邦的出现正是确立极权政权的先决条件。温先生表面上虽是维护民主政治，可是他对于语言文化与政治哲理的认识却极为肤浅。他不了解他自以为是的“单一语言社会是无歧异冲突社会”的论点在逻辑上根本就站不住脚，也不了解民主与极权政治所依附的系列价值阶梯 (ladder of values) ，这使他自己陷入了不可自解的矛盾情境里。
本文戋戋，不复旁涉了。***
* 本文完稿于1995年，原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不获刊登。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峇峇是指南洋已土著化（俗称番化）的华人，音baba阴平，读音与“爸爸”相似，是新加坡独创的汉字。新加坡政府采取激进手段，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英语取代母语的社会，我将之称为“峇峇主义”（babarism) , 这也是我指控李光耀政权的统治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依据。
***本文后来经过作者改写，删除了新加坡部分，发表在个人博客《启蒙年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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